论文《儒林外史》中商业世界

尚品格，着实让人敬佩不已。

为了生计，四位市井奇人也都参与到了商业活动之中，也都成为了正经的生意人。一位是靠字画为生的季遐年，一位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一位是开茶馆的盖宽，一位是开裁缝店的荆元。但他们做生意的目的不是为了挣很多的钱，而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这四个市井奇人都各有自己的脾气，都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他们身上也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善良、仁义、老实、安分、不贪财、不畏权贵、乐于助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中，知天安命，不受他人的管制约束，过着“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由自在生活。

《儒林外史》中最让人感动得深厚情谊是开小香蜡店的牛老爹和开米店的卜老爹之间的友谊。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做着小生意，日子过得很清贫，但他们从不去抱怨什么，只要家庭和睦，一家人吃饱了，就比什么都快乐。牛老爹和卜老爹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并结为了亲家；在感情上他们都是极好的相与了，是彼此的知己。当牛老爹归天后，卜老爹不仅伤心欲绝，哭得稀里哗啦，还花了不少的气力和钱财来安葬牛老儿。他们之间的友情真是令人感动不已，让人在这个人情淡漠的社会里倍感温暖。

倪霜峰倪老爹也是个正经老实，生活贫困的小生意人。他做了三十六年的秀才，坏在读书求功名上，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孩子又多，没得办法，只好丢下书本，靠修补乐器这一小手艺来养家糊口。但是修补乐器能挣多少钱呢，还是不够一大家子的吃穿等开销，所以他就咬着牙狠下心把自己的四个儿子给卖了，并将小儿子过继给鲍文卿。倪老爹的生活窘况真是惨不忍睹，让人唏嘘不已，吴敬梓先生也寄予他深深的同情。

2、附庸风雅、吟诗作画、装模作样的商人

景兰江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在杭州开了个头巾店，但他是一个呆子，不好好经营店面的生意，却喜欢吟诗作画，附庸风雅，到处吹牛。他向匡超人自吹自己的诗在各处诗选上都刻过，还经常和名士们一起在西湖上做诗。从他对黄知县和赵雪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喜爱追逐文人名誉与地位的生意人，但是他经常“恃才”不羁，太会吹捧自己了，反而叫人觉得可恶厌倦。

支剑峰是分府盐务里的一个巡商，却不好好做自己的本分工作，还头戴方巾，把自己充当成监生，还口出狂言自称是西湖诗会上的名士，把自己与李太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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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不知廉耻。他最后的下场也颇具戏剧性，被分府二太爷的一条链子锁起来，并把巡商的工作也给丢掉了，真是令人耻笑不已。

我们知道开香蜡店的牛老爹是一个正经老实、安分守己的小生意人，可是他的孙儿牛浦郎却是个“假儒人，真贼寇”式的商人。同样，他和景兰江、支剑峰一样，特别喜欢读书作诗，故作文雅。牛老爹在家里看店，而他经常出去讨些赊账，因此即使他在外面做些什么混账事，牛老爹也无法知晓，比如他为了读些诗书竟然偷祖父挣来的血汗钱去买书，还在老和尚的房间里偷牛布衣的诗稿，着实令人可恶。并且，为了能成为一个名士而和上层人士结交，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功名欲望，竟然冒名顶替已经逝去的诗人牛布衣，其行为简直是毫无人性，令人发指。。这就是所谓的“心艳功名富贵,并且假托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10]。

3、爱钱如命、一心为财、一毛不拔的商人

卖猪肉的胡屠户是范进的岳父，在女婿中举之前，对范进肆意责骂。他辱骂范进是现世宝穷鬼、没用的人、长得尖嘴猴腮的、不三不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等，还认为范进中举，是因为他积了一辈子的德，还经常拿出长辈的样子，教导范进怎么做人。但是当范进中举之后，他的前后态度就判若两人，称范进是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等等，还对范进谦卑有礼，前倨后恭，一幅奴才的嘴脸相。从以上可得出胡屠户是一个庸俗势利、凶暴粗鄙、尖酸刻薄、自高自大、迷信无知、粗鲁无礼、蛮横泼辣、趋炎附势的生意人。

开赌场的王老六为了从使女荷花的案件中捞取些银子，极力撮合潘三爷和黄球欺骗官府，从中作假；陈正公和毛二胡子在南京合伙卖丝，两人都是吝啬非常，爱钱如命的，因此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毛二胡子本是在杭州开绒线铺的，后又在胡三公子家做篾片，挣了很多钱，搬到嘉兴开了个小当铺，最近就和陈正公合伙卖丝。陈正公对金钱的欲望非常强烈，而毛二胡子是一个极有心机的人，因此毛二胡子设计骗取了陈正公的一千两银子。以上三人在文中虽然是小人物，不足为道，可是从他们的身影中折射出来了当时势利熏心、黑暗腐败的社会。

从《儒林外史》中的这三类非盐商的商人形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吴敬梓先生是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评价这些形形色色的商人们，并且没有受到儒家正统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视商人为贱民，也没有将商人形象夸大。而是在小说中根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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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原则描绘出一系列的或好或坏的商人形象，并表述了自己理想中的商人庄濯江、盖宽的形象，明显地表现出了吴敬梓先生当时先进的眼界。

（三）士人沦为的商人

有一些士人由于家庭贫困、缺乏资金、经济所迫，或者是科举失利、仕途渺茫、生活艰辛，而去从事商业活动，以维持生计。但他们本来就是穷困潦倒的了，根本没资金当本钱做生意，因此也就只好为商家店铺做伙计，或者是靠别人的资助来立业。小说中这类人物的代表有周进、匡超人、杨执中和邓质夫。

周进在薛家集失了馆后，生活越来越艰难，经常吃不饱饭。他姐夫金有余就劝他不要一心想着读书功名之事，先找到一碗现成饭来填饱肚子。于是就拉着周进去下海经商，为商人们充当记账的，以解决一时之困。周进成为一个商人，完全是出于无奈的、不得已的情况。只是后来得到了金有余一伙商人的有力帮助，才考取了功名走上了仕途，否则周进将会永远做个记账的伙计。

匡超人在没有发迹之前，由于家庭贫困，上不起学，便出来四处谋生，在柴行里为人记账。但天有不测之风云，那柴行里消折了本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所以流落在异乡。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心的马二先生的资助，回到家便开始卖猪肉和豆腐，每天也能挣几个钱，来保一家人衣食无忧。后来他也考取了功名，得以发迹变泰，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杨执中本是廪生换贡的无聊“名士”，受盐商东家的委托料理新市镇盐店的生意。虽然他也是出身于生意人，但他对经商不感兴趣，也没有做生意的头脑，作为盐店的总管，对一切账目从不肯用心管理，而是经常看书或者出外闲游。结果东窗事发，被东家告到县里坐牢去了。可见杨执中在生意上是一个“老阿呆”，既不忠于老板委托之事，又严重缺乏商人的敬业精神，所以把业务弄得一塌糊涂，并导致惹祸上身。

邓质夫作为一名秀才，还兼为盐商做贩盐生意。他经常在扬州盐商家做门客帮闲，只要盐商有什么生意，他就会帮忙去做，以挣得一些钱财养家糊口。

虽然周进、匡超人、杨执中和邓质夫并没有成为一名出色的商人，但是他们参与到商业活动之中，可以暂时摆脱困窘，以挣几个小钱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像他们这类由士人沦为商人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大都是因为久考不第，家境衰落，或者是纯粹为了谋求富贵，并且也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经商风气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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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林外史》商业描写的文化内涵

（一）商业发展壮大下的社会风气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存在着严重的“重农抑商”思想，因此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地位是特别低下的，商人们总是会受到其他阶层（尤其是士人阶层）的轻视、嘲笑、讥讽等。但是到了近世，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阶层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商人们就越来越受到其他阶层的关注和羡慕，特别是士人阶层，因为商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不得不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观念去重新审视商人。而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在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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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一次表现了士商关系的历史性逆转，表现出商人的气势与士人的没落”。

在商人雄厚的经济实力面前，很多士人都早已为之倾倒，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因此士人由以前的傲慢自大，慢慢变得自卑不堪；而商人由以前的自卑感逐渐变得傲慢起来。虽然在近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并没有怎么明显的表现出士商关系的历史性逆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商人已经的确处于上位了。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士风和社会风气都转变了。

在《儒林外史》中写到了一个五河县，且县里的人们都是势利熏心的，专会巴结有钱有势的大家族。有一在五河开典当行盐的方家，非常有钱有势，县里的人眼界非常小，都去奉承他。方家本是徽州人，由于冒籍了，想和本地人结为姻亲关系，可是余、虞两家都不愿意，为的是保全士人的尊严和面子；后来方家给予丰厚的赔赠，两家势利的人们就忍耐不住了，也全然不顾士人的品性，就和方家彼此做亲了；再后来方家在五河县占了上风，越来越瞧不起余、虞两家了，再和两家做亲时，就没有了一分的赔赠，还反倒说是余、虞两家为了贪图他家的钱，而死活求着要同他结为亲家；到了最后，方家再也不愿意同余、虞两家做亲了。而且这些没有廉耻不才的人，经常借助于方家的幌子来恐吓他人，让人觉得他和方家相与，是多么一件体面风光的事情，而且巴结方家，又是多么一件光荣美妙的事情。从方家和余、虞两家结亲关系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商人节节胜利，而士人节节败退” [12]，士人完全失去了自尊心，向商人投降了。

“商人的胜利和士人的失败表现得最集中的，应该说是方家和余虞二家的祭祀仪式的对比了” [12]。这是一个富有寓意的对比场面：余、虞两家的祭祀仪式冷冷清清，一个来客也没有，也没有吹手和执事等，因为本家的士人子弟为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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