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的一致性。我们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城市，存在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9页。）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第二，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4000亿元；（注：详细计算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6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注：胡鞍钢：“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5-6期，第12-21页。）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GDP的14.5%-14.9%。（注：胡鞍钢：“巨大的腐败黑洞：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2002年2月28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20期。）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注：详细计算分析见王有强、崔启源：“第一章 理论分析和框架”，摘自胡鞍钢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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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注：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4页至23页。）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

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注：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6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但是我国社会矛盾愈来愈突出，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

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

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

第四，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社会变得愈来愈不公正；

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人类不安全）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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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们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不满意，当人类不安全问题不能解决，当人们不能通过参与和正常渠道表达来解决时，就会采用其也非正常的手段，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

三．研究分析框架：“社会存在决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温度计”。建国50年多年历史特别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是保证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哪些人是输家，哪些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博弈”增长到“零和博弈”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众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众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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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一般说来，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经济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越不满意。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十分满意的人，往往倾向认为社会形势稳定；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认为社会形势不稳定。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一般说来，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往往选择正常渠道来表达对其它事务的不满；反之，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更可能倾向于选择非制度渠道并以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对形势作出不稳定的主观判断，并倾向选择激烈方式表达不满，势必造成社会形势难以稳定。反之则反。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它受人们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客观社会稳定产生间接和直接的影响。

四．调查结果：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哪些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又有多大人口规模呢？为什么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呢？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注：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页。）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的首要问题是“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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