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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所设的反腐机构越来越庞大,从事反腐败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制定的反腐败制度越来越细。但实际效果却不令人满意,涉案人员的层级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依然严重,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依然存在死角。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的局限。
“自上而下”监督的局限和严峻的反腐败形势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现在大家都认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此推论,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就应该越多,官越大,则受到的监督就应该越大。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自上而下封闭式的监督体制,使官越小受到的监督越多,官越大受到的监督反而越少,对权力越大的人监督起来就越困难。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体制也导致部分级别高、权力大的领导升到某种职级后监督就会“失效“,能不能做到廉洁从政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认识和觉悟。既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不能相信权力大的人能监督权力小的人,而要相信和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比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不仅功效更大,而且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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