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知识分子与权力

也论知识分子与权力

—— 兼论道家思想的宗教情怀

作者：张国栋 王志章 来源：《联合早报网》 时间：2012-04-02

联合早报在3月20日的郑永年先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受到国内

学者李山河先生的批驳，我们一直关注郑先生关于知识分子和权力的文章，今天看到李先生对郑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在此，我们也想谈谈知识分子与权力这个问题。

首先，说说郑先生的和李先生都谈论到的“预设”问题。郑先生的在行文的逻辑预设是以西学为起点的，无容置疑，李先生在这一点上把握的精确到位。但是，后者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斩断了以西学之眼看传统知识分子问题的适用性。儒家思想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不断吸收外来的新知识补充、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如果斩断了更新的途径怎样才能维系儒家知识分子在权力层面的合理性。所以说，不必也不可以在逻辑“预设”上对作者进行过多的责难，至于“强行进行僵硬的对比，也比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这样的责难是有失偏颇的和不够公允的。

其次儒家是否自私和是否接受知识的更新。儒家知识分子的事功心态必然要求自身在向权力逐渐靠拢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力地位，排斥异己，所以说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这个层面说确实是自私的。儒家思想中有知识更新的成分但是不是完全的彻底的更新知识体系，而是在内部微小变动，还没有达到质的飞跃，从孔孟儒家到近代新儒家也在发生着变革，也在积极索求对于“有补于世”的功利主义思想，其核心的事功心态丝毫没有改变。在西方16世纪就开始资本主的萌芽时期，而我们经过儒家知识分子对内在知识体系的不断的修正中还出现唐、宋、明、清数个朝代，达到好几百的历史，就是靠着儒家在内部的知识体系的不断的修正，我们的封建王朝才得以度过一次一次的危机，直到近代，列强的入侵，才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开始一次深刻的反思。清末的新儒家开创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还是“以中为本，以西为用”的思想，希望儒家知识体系可以融合西学，但是传统儒家知识体系和西方知识体系有本质的区别，这个知识的区别就是西方在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受到了启蒙主义的洗涤，而我们传统知识分子还一直囿于儒家思想之中，儒家思想从孔孟儒家到新儒家没有在本质

上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对“器”的改变，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没有得到过启蒙。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标志着西学思想全面战胜了传统派思想，后来就来了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才开始退居。所以说儒家的知识分子在事功思想的支配下是自私的，知识谱系的更新往往是不彻底的，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自我更新。 第三，儒家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问题。还是从儒家的事功思想谈起，儒家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出世”思想，包括当权和不当权的。向权力靠拢，强化自己话语权，前提条件是要服务好王权，王权的存续才会强化自我的权力，所以儒家的创新能力只能囿于在一个王权允许范围之内，不能出去这个藩篱，历史上要出去这个藩篱的也有不少遭到物理上的消灭，所以在现实的层面儒家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是被限制的。这就好比中国的传统技艺书法，在练习书法时候要用九宫格来描红，传统知识分子的创新往往就被限制在一个九宫格般的框框之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被社会政治层面的东西框住了，外部力量限制了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加之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事功心态和“出世”思想，又从内部限制了自身知识创新的欲望。

第四，儒家知识分子是否完全依附权力。儒家知识分子的事功心态，必然要找一个平台来实现自我的价值理想，一旦寻找到一个王权有力支撑，儒家思想变为意识形态以后，就开始全力的维护这个王权存续。忠君就是爱国，出现了“愚忠”的现象。数个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更替不就是真实的写照。传统的知识分子缺少独立的精神，无论是在朝的或者是在野的都在想着权力有朝一日可以落到自己的身上，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立，更替之后是内部的修正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骨子里是没有革命性的，纵观中国历史，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武力革命反抗过，反抗与批评也只是希望得到王权的重视，期许某一天可以得到重用，得到权力之柄，比如我们词汇中会有“招安”。相反，知识分子只能是被权力者请来维护王权稳定的，说的严重些就是来“愚民”统治的，当这个王权出现动荡的时候往往开始从社会“应当怎样出”发去解决问题，最终落得个“帮凶”的恶名。

第五，李山河先生对儒家思想的领悟颇深，但是看问题仍旧站在儒家思想内部来探讨儒家内部的问题，只能是修正性的看待儒家思想的鄙陋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抓住儒家思想的真正之诟病。所以李先生的批驳在理论层面显得无力，尽管言辞比较犀利。

再来说说郑永年先生一直在回避的话题，道家的思想。3月20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和3月27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两篇文章，如果我们认真研读，就会发现，郑先生都在回避一个话题，就是不谈道家的思想。前一篇文章，用“道家是一种人生哲学”放掉了对道家的讨论，后一篇文章“道家思想没有了社会空间”绕开对道家思想的讨论。

那么道家思想为什么在郑先生这里撇开不谈哪？我在这里臆测一下，如果不对请各位看官请勿见笑，郑先生不是不谈是时机还没有到，是因为：道家思想中核心理念与西方宗教的思想理念有着极大相似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西方宗教的“一神论”、“圣父、圣灵、圣子”的思想有重合的部分。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法自然”，这个“一”就是一个终极的太一，太一就是自然，任何事物的运行规律都是依照自然的规律。老庄哲学中提倡人的“无为”人们会误认为道家的哲学就是“顺其自然”，不作为，这样的理解难免断章取义，如果把后面来个字加上“无为而治”则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积极“出世”的一面。道家思想中不是不积极出世而是有更高的追求，这个终极的追求就是顺自然。“有所持”到“无所持”的道家思想中，其肯定了儒家思想在事功层面的合理性，但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则是“无所持”的超然状态。体现了道家在追求真理面前的不懈努力的一面。

第六，道家在面对权力的时候大多时候是一种超然的态度。“心斋”“坐忘”“天人合一” 更多的是在向内开掘自我的发现，关注内在自我的感受，外部世界的变化只是自然的变化，要顺从外在的变化。西方宗教的起源就是让人们忍受来自外界的战乱、疾病，在人的心中树立起一个可以寄托的神，这个思想很是几乎等同于《圣经》中“忍受是最大的爱”，“上帝就在心中”的思想。道家思想在这个层面上便有了宗教的情怀。

道家思想更加关注人。《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一系列关于养生治病的医药典籍，都是以人的需要出发；“独化”思想则要尊重每一个人，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人道主义”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体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在西方宗教中可以找到确确实实的论断。

道家玄学的发达开创了知识分子探索世界新领域。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炼金方术、星象占卜等为我们不发达的自然科学埋下智慧的种子，这些自然科学的追求目标都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存发展贡献的，为更好的顺应自然而开创的。 总而言之，西方宗教的产生是为人类困难而生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也是为人类生存而生的，道家思想中的这些关于人的平等，重视对自然的开掘都是围绕人而生的。在这个层面上，道家思想兼具了宗教的情怀。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哪？依附于政权还是独立于政权之外？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3月27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力》郑永年先生把知识分子化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类，其中用了“在朝”和“在野”来对应这两种关系。郑先生采用了一个权力的视角来划分知识分子的类别，难免有点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看法过于悲观。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权力哪？如果强给知识分子争取什么权力的话，我们将重新落到了郑先生的窠臼里面，我们不妨采

取另一个更为积极的划分方法。独立学者王志章教授曾经在《思想战线》刊文，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种类别：战略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是服务于政权的建设，以改善民生、富强国家为历史己任的，积极的投身国家建设的，这类知识分子的特征是受到过或者有西方文化教育的痕迹，有理性的思维，科学的精神和政权保持适当距离，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国家的发展，对国家建设积极献言献策，对权力的看法是要制衡；第二种公共知识分子，从人的本性出发，为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争取正当的权益，具有更多的“人本主义”色彩，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权力的看法大多是远离，由于没有太多事功心态往往在非政府组织中过着无所拘束的生活，但是同样具有很强的话语权；第三就是普通知识分子，他的功能就是传递一般的文化支持，可以说是知识的传播者和知识的拥有者，拥有并且使用知识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积极的划分中我们可以得出知识分子要有什么样的权力，至少要有独立的学术精神以得到知识体系的更新；要有科学的批判精神以有益社会的进步；有独立的人格以唤起人们的良知。还有要拥有最重要的一个权力，就是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力。

张国栋 王志章（作者单位为中国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