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韬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论王韬对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王韬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之一, 他的办报思想和他所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 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新闻思想可概括为新闻自由、报刊功能以及报刊人才选用三个方面, 这些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报刊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个办报高潮, 始于戊戌变法时期,它对我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期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创办的报刊达70余家, 他们的办报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 使报刊成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宣传救亡图存的“利器”。其中也涌现了一批政论家, 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政论报刊。而王韬作为我国“具有专门办报思想的第一人”, 他在主持《循环日报》工作的十年间, 不仅开创了新的报章文体, 而且还撰写三篇专文表达报学思想, 在开放的心态和“君民共主”的政治理想层面上要求清廷放宽言禁, 阐明报纸的功能、办报的目的、新闻自由思想以及办报人员选用等问题, 这些内容构成了王韬新闻思想的全貌, 代表了国人办报之初在新闻理论方面的最高水平, 也昭示了王韬对中国新闻学的突出贡献。 一、关于新闻自由思想的阐述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 言禁永远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捍卫王朝统治的一个关键环节, 而言禁的顶峰当属清朝, 即便是在晚清末年出现的传教士办报, 也不得不顾及到清朝廷严苛的言禁制度。而王韬是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他举伦敦的《泰晤士报》为例, “国家大事视其言以别”说明如果报纸编排得当并广泛发行, 便能影响事态发展, 并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权力滥用。所以他一再呼吁进行放宽言禁, 允许民间创办报纸, 允许报纸“指陈时事, 无所忌讳”, 便以形成“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清议之风。王韬的观念虽然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的思考方法,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纸观念正是在王韬这些成长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 新闻自由观念的形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在他眼中, 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表现。在王韬提出新闻自由观念的这个时期, 新闻自由观念已经在西方深入人心了,而在中国, 让普通百姓畅所欲言仍是天方夜谭, 所以王韬的思想无疑在死气沉沉的中国新闻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对于新闻媒介来说, 新闻自由就像空气、水、阳光对人一样重要, 有了新闻自由, 新闻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新闻媒介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代表了人民的欲望和要求。 二、对于报纸功能及作用的阐述

王韬的办报思想以“宣扬国威”、“义切勤王”为动机, 以“强中攘外, 诹远以师长”为目的, 以“立言”即发挥报刊的“喉舌”作用为重点。已有一定报刊工作实践经验的王韬, 在通过游历外洋后, 对报纸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他看来不必走仕途同样可以济世救国, 因此, 利用报刊来“熟剌外事, 宣扬国威”, 就成为了王韬的一个“自然的选择”。他认为报纸可以“民隐得以上达”, 所以只要在各省省会设立报馆, 就可以“一知地方机宜”, “二知讼狱曲直”, “三辅教化之不及”, 使报纸成为“博采舆论”的工具。王韬举例说, 英国之所以“雄为欧洲诸国冠”, 原因在于“英国之所恃者, 在上下之情通, 君民之分亲, 本固邦宁, 虽久不变。”防蔽隔、通民情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王韬既继承了这一具有民本意识的思想观念, 又有所创新,就是充分肯定了报纸这一新的传媒在反映民情、沟通上下方面的重要作用, 提高了当时的人们对报纸这一新的传播工具的认识和重视。另外, 王韬十分强调创办报刊介绍西方的国政民情, 以便师其所长, 避其所短。因此他建议设立翻译外报的专门机构,“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 译以华文, 寄呈总理衙门”, 使朝廷随时掌握外国情况。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 中国人没有主动地去了解西方,更没有主动地让西方人了解自己。对外宣传无人重视, 以致“隔阂为

患”。王韬的以日报通内外的思想, 不仅远胜魏源的“夷情备采”, 而且是中国新闻史上关加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呐喊。 三、有关报刊人员选拔的观念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 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 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 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1.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在王韬看来, 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 有了这样的品德, 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 “不参毁誉之私”, 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 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

2.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通才”办报思想是由王韬最早提出的。指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 在各省会城市创设新的报馆。所谓“通才”, 不是只有“一技之长、一才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 更不是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 却对“泰西之政、山川风土, 茫然未有所闻”的“迁才”, 而是那种德才兼备、古今皆通, 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 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报人, 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 要开阔胸襟, 开拓视界, 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关心时事, 成为“高才博识之士”。其实, 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当时, 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评价王韬: “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 以及算学、化学、重学, 无不融会于心。”正因为如此, 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的杰出报人。值得注意的是, 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 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翻检新闻学史籍, 不难发现, 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 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 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即使是今天, 我们也同样承认这一见解的正确性。

总之, 王韬这几方面的新闻言论所评述的内容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阐述的各类问题有机结合, 使当时报刊言论在干预社会生活、传播意见信息诸方面, 实实在在走出了中 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步, 并大大超过了同时期其他中文报刊的水平, 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王韬评述中外时势和鼓吹社会改良的政论, 其思想水平之高, 社会影响之大, 并时无双, 这不仅奠定了王韬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且证明了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早期报刊政论家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