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最终修订版）

第31卷 第5期 2016年9月 天中学刊 Journal of Tianzhong Vol. 31 No. 5

Sep. 2016

拓展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空间

——刘跃进教授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柏俊才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刘跃进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专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料整理与考订方面。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到古典文献学、从文献研究到理论思索，长期孜孜不倦的追求，刘跃进先生练就了良好的文学感悟能力。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他不断转换思路，诠释文学理念、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转变，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关键词：刘跃进；秦汉；汉魏六朝；文学；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5?0001?02

若从1986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算起，刘跃进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已近三十年了。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跃进先生围绕着“编写一部综合性的《中古文学思潮》，以现代文学观念为中心，从秦汉到隋唐，勾画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变迁风貌”[1]的目标，研究领域由魏晋南北朝文学上溯至秦汉、乃至先秦文学，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尤以《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

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四部著作以及相关论文影响甚大。古人云：十年磨一剑。跃进先生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这把锋利的干将莫邪，而且领悟到铸剑的方法与技巧。

一、秦汉文学的新观照

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而历来受到学术界青睐。但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史记》、《汉书》、《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和汉赋而已，大量的文人创作，以及相关文献材料仍

收稿日期：2013-02-25

作者简介：柏俊才（1970―），男，陕西麟游人，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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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在故纸堆里。即使综论性的各种大文学史，所论也极为有限，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秦汉作家五十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仅三十余位，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两汉大文学史》所论稍多，也仅有七十多位。如果仅仅囿于这些作家的研究，总体上难免有偏狭之嫌，恰如其分的评价也会受到影响。

鉴于这种现状，跃进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秦汉文学的研究若想有新的突破，必须重新调整思路。结合已有的研究经验和敏锐的学术睿智，他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重境界”说。所谓“三重境界”实际上是指秦汉文学研究的三个角度，或者说是秦汉文学研究的新趋向。第一重境界是回归原典，第二重境界是综合研究，第三重境界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理性分析。这是跃进先生对秦汉文学的新观照，他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回归原典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即“根据秦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2]191。跃进先生认为所谓文学风貌，“应当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编年史为纵的基本线索，文学地理及人才分布则为横的主要线索”[2]191。《秦汉文学编年史》对自秦王赢政元年

（前220）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共计四百四十年的秦汉文学的发展史作了完整编年。其中涉及的文人大约五百多位，作品近八百篇，文学家与文学作品几乎囊括殆尽。这就充分体现了跃进先生“展现四百余年文学发展进程”[3]10的宏愿。《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分上、下二编，阐明了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的状况。上编主要探讨秦汉时期三辅、三楚、齐、鲁、河西走廊、江南、巴蜀、黄河以北和中原八个区域的文学流变及其特色。区域划分合理，文学特色概括准确。跃进先生秦汉文学地理研究说明：西汉时期，文化中心在齐鲁地区，荆楚地区为另一文化中心。东汉则转到河洛地区，三辅文人则上升为第二位。这可能由于三辅地区曾经是西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积累起来的结果。尽管西汉和东汉的文化中心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多集中在黄淮流域和江淮流域。下编以《汉书·地理志》所载103郡国为单位，以《汉书》、《后汉书》所载作家籍贯为依据，运用文献统计方法，对秦汉文人分布进行了“系地”工作，与上编文学地理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为秦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材料。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与《秦汉文学地理及文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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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著作，从“系年”与“系地”的时空层面勾画出秦汉文学的风貌。

综合研究“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研究，包括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更包括对狭隘文学观念的突破。”[3]285跃进先生还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2]192。2002年跃进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讲演时，更明确地指出：“研究文学，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范围”[2]192。本着这样的学术理念，他除对秦汉时期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作全面考察外，还致力于相关哲学、宗教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历史文化背景的条分屡析，并极为重视对秦汉简牍、金石及其它出土文献、域外汉学资料的综合运用，从而使他的秦汉文学研究呈现出视域开阔的特征。例如引用《宣和书谱》、《书苑》等资料，用以说明蔡文姬有很高的书法艺术造诣；引用了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汉简、东汉画像石等出土文献资料，将《列女传》系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前；引用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史记汇注考证》来确定中山靖王《闻乐对》的作年等等，

这些努力与尝试皆践行着综合研究的学术理念。

理性分析，是在以上两个层面完成之后，理性地分析中国文学史，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生成观念和演变轨迹。跃进先生在《走向通融：汉魏六朝文学史的文献学研究》中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界域分明的狭隘心态，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拓展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还是学者的研究意识的强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关注”[1]。这种对中国文学史的理性分析，伴随着跃进先生的文学与文献研究。在《回归与超越》一文中，跃进先生呼吁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应更多关注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国外文献，认为这是传统文献学之外的现代文献学，只有占据这两个方面的文献阵地，我们的综合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才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才会提出更高的理论诉求。“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会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家们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4]。强调在文学史研究中注重理论概括，这是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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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古文学研究有四大新课题：一是宗教与中古文学的关系；二是东汉文学研究有待加强；三是经学、小学、方言俗字等传统课题需进一步深化；四是在对若干专题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希望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梳理中古文学的嬗变轨迹，重新评价中古文学所特有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此外，如《近两年台湾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要》关注1989-1990年台湾地区的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掠影》分析了20世纪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概况和成果等等，这些对中国文学史的理性分析，关注的视野非常开阔，而论述的问题又具体而微，是这种理论观照的延伸与铺叙。

跃进先生从回归原典、综合研究和理性分析三重境界重新观照秦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四部专著和若干论文，就是沉甸甸的硕果，无疑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最新成就。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研读跃进先生的这些论著，不仅了解到秦汉文学研究的新动态，而且让人懂得了如何进行文学研究。

二、文学观念的新诠释

跃进先生坦言，从事秦汉文学研究，遇到不少困惑：“研究秦汉文学，面临最大的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秦汉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而喻”[1]。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也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思考。若想推进秦汉文学研究，必须对现有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

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的四分法，是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后，经胡适、鲁迅、周树人等提倡而确立的纯文学观念。从近百年的研究实践来看，这种纯文学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并没有将文学限制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这四个方面，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观念。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学分为八体，陆机《文赋》将文学分为十种，刘勰《文心雕龙》将文学分为数十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则将文学分为一百多种。这是理论家的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