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孙晓辉

内容提要：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序论与《崇文总目》礼部叙论、《太常因革礼》序皆出自欧阳修之手笔，其论贯穿了欧阳修的礼乐观。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的主旨就是考察唐代礼乐沿革，以唐代典章制度为宋代礼乐施政之源。

关键词：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序《崇文总目》礼叙《太常因革礼》序

二十四正史有三部《礼乐志》，即《汉书》、《新唐书》和《元史》之《礼乐志》。《汉书·礼乐志》开宗明义，说明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的写作原因是“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汉书·礼乐志》之后的《新唐书·礼乐志》，其修撰同样是因为北宋前期制礼作乐“礼乐之用为急”、“礼乐相须为用”的社会需要。《汉书·礼乐志》叙雅乐沿革，汇音乐典章和太常制度，成为《新唐书·礼乐志》的权舆。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时发展了班固的礼乐观，使之成为正史中篇幅最大的《礼乐志》。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卷，前十卷《礼志》为《大唐开元礼》的缩写，总述仪式，使音乐附丽于礼仪；后二卷《乐志》，陈述唐代音乐现象并阐述音乐史识，综述唐代音乐历史，并对唐代雅乐乐律、雅乐生存的根源、俗乐乐律以及雅乐与燕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唐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的著名结论。欧阳修改变《旧唐书·仪礼志》实录郊祀事件的写法，以十卷篇幅去缩写一百五十卷巨帙的《大唐开元礼》，其答案在于仁宗时的礼乐之“急用”，即唐代礼乐制度“至其盛也，有足取焉”。《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序言，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481页。唐代礼乐制度“足取”以资考镜，这是欧阳修撰《新唐书·礼乐志》的重要原因。 一、《新唐书·礼乐志》的修撰背景

北宋至仁宗一朝，政治升平，礼乐大兴，图籍大备，使北宋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盛赞“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庆历时期为中心延展到整个仁宗朝的文化现象，统称为庆历学统。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第一章第二节“庆历学风之兴起”，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郑因百先生指导硕士论文，1976年油印本。又刘昭瑞：《庆历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经学、史学、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同时乐律学、金石学等学问在此时业已成为专门的学科。 北宋经学尤重《周易》、《春秋》和《周礼》三经。对《周易》重新阐释导致宋

义理之学的兴盛；《春秋》之学则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史学，使之在经学的启发下走上正统史学的道路；而以《周礼》之礼乐刑政言治理国家，使北宋礼学复兴，并走上实用礼学的道路。

总之，北宋儒学复兴正是宋代学术复兴。本章拟从北宋礼学、史学和乐律学背景下考查《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一）礼学

仁宗时经学的突出成绩是礼学的发展。经学乃宋学之核心，“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八《经学变古时代》。以孙复疑传、欧阳修疑经，至李觏议古，使经学疑古、经学致用成为时尚。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这一时期礼学重要特征是礼学成为实际之学——以礼学为中心探讨礼乐刑政诸端政策，使礼制为政治服务。仁宗时“皇祐明堂之议”是一场礼学大讨论，反映了朝廷重视礼制的倾向。《太常因革礼》的制定乃是北宋礼学的集大成之作。

对《周礼》重新阐释和理解是北宋礼学发展的基础。宋人重视《周礼》，旨在取法三代以为王制。李觏有《周官致太平》，王安石据《周礼》而推变法新政，并著《周官新义》，皆演绎《周礼》以切时用。

自胡瑗分经义、治事两端讲学，宋儒求经致用之风渐兴。他们研究仪注之学，将礼学视为施政立教之本。凡经国之策，修身之学，皆以礼制为准则。孙复《儒辱》以“仁义礼乐”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孙复：文渊阁四库本《孙明复小集》卷三。故衣食往行，宫室器皿，长幼之序，祭祀婚丧之仪，皆为礼学探讨之范畴。

仁宗朝礼学代表人物是李觏和欧阳修。皇祐初的李觏，上《明堂定制图》。嘉祐中，太学说书。著有《富国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周礼致太平论》。李觏：文渊阁四库本《旴江集》卷五至十四。所著《礼论》开宗明义以礼乐刑政为天下之大法，云：“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又：“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他的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礼学的笃实倾向。

欧阳修重礼，特重政治制度。他认为礼学非玄学，礼学与治国之策密切关联。欧阳修在《答李翊第二书》中说：“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武成王庙问进士策》申称：“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 欧阳修推崇《周礼》，策问进士之时，盛赞三代之治，数问周礼制度。其问：“问三王之治，损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为大备。周礼之制，设六官以治万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之类，天子大臣所躬亲者，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巡狩朝会师田射耕燕飨，凡大事之举，一岁之间又有几？而为其民者，亦有畋猎学校射乡饮酒，凡大聚会，一岁之间有几？又有州党族官岁时月朔春秋酺禜询事读法，一岁之间又有几？其斋戒供给，

期召奔走，废日几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业乎？何其烦之若是也？”《居士集》卷四八《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之二》，《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328页。 从以上提问可以看出，欧阳修并不一味崇尚《周礼》，周礼成法烦琐，不宜用于当朝。他认为，“治有繁简”，施政必“各适其宜”，应“颁大法而守之”。这促使他考察汉唐礼制，并从中吸取适合宋代的礼制，其《问进士策》继续发问：“自三代之后，有天下，莫盛汉唐。汉唐之治，视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税赋之差又何如？其可施于今者又何如？”《居士集》卷四八《问进士策四首之一》，同上329页。

“欧公言政，尤重制度。而制度之要，则在礼乐。”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第232页。欧阳修认为唐代之政可以立法垂世，故效法唐礼成为他主要的政治思想。《新唐书·礼乐志》采唐礼之实用，礼乐并举，正是欧阳修政治思想的反映。

（二）史学

庆历史学的主要思想是史法《春秋》，以《春秋》笔法为正史之宗。《玉海》卷四六“正史”阐明史学之源：“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勖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史传，由是经与史分。编年纪传各有所长，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编年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号为正史。”

北宋流治者重视修史，并冠以《春秋》名义重训借鉴。太宗朝所撰《汉春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仁宗朝王轸撰《五朝春秋》，赵瞻著《唐春秋》，尹洙别作《五代春秋》，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皆说明提倡《春秋》之学，史法《春秋》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倾向，其目的是以《春秋》之体，明治乱之本，著劝戒之道。

一方面，北宋重视修本朝史，并强调寓《春秋》笔法。宋代史馆制度严备，舍人院、崇文院、编修院、国史院、监修国史、会要所、国史日历所、太史局共同承担史职。本朝编修重视《春秋》史法。北宋末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云：“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仁宗朝修《三朝典故》，以唐史为施政之范本，逐朝修《圣政》、《宝训》，建立正统史观下的修史制度。参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印行，1991年版。

同时，重修前朝史也是这一时期史家的共同追求。北宋学者以为五代乱世不足称道，而重视唐史。特别是仁宗时期，重修唐史蔚然成风。仅仁宗一朝修唐史著述有：王沿《唐志》21卷，石介《唐鉴》3卷，梅尧臣《唐载》26卷，孙甫《唐史记》75卷，李迪《君臣龟鉴》80卷等。此外，北宋初年又有赵瞻《唐春秋》50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26卷和陈彭年《唐纪》40卷。参见谢保成：《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4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总结这一时期重修唐史之

现象：“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诸人皆博闻勤釆，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

孙甫以《春秋》编年之法作《唐史记》75卷，即为重修唐史的代表作。《直斋书录解题》称“甫以《旧唐》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乃修为《唐史》，用编年体，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为论九十二首”。 石介曾仿《贞观政要》作《三朝圣政记》，又修《唐鉴》，针贬时事，以武则天暗刺庄献皇后专权。云：“夫前车覆，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贞观、开元、元和百十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唐史臣吴兢，尝为《贞观政要》，臣窃效之，作《三朝圣政记》。”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排印本第210-212页。此文道出宋人重修唐史的主要原因，正是以唐史为鉴。

《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史钞类著录修唐史著述有：孙甫《唐史论断》二卷，石介《唐鉴》五卷，范祖禹《唐鉴》十二卷，张唐英《唐史发潜》六卷，陈惇修《唐史断》二十卷，王谏《唐史名贤论断》二十卷，程鹏《唐史属辞》四卷，郑少微《唐史发挥》十二卷，叶学士《唐史钞》十卷，唐仲友《唐史义》十五卷，又《续唐史精义》十卷等，可见宋一朝修唐史之盛。

庆历史学之集大成者为欧阳修。欧阳修通经史，重春秋笔法。欧阳修学《春秋》于胡瑗、孙复，尊孙氏《春秋尊王发微》。孙氏提倡《春秋》之学，撰《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一卷，旨尊王攘夷，维护王政。欧阳修又与尹师鲁交，得其春秋简重之笔法。他称师鲁“长于《春秋》”，其文章“简而有法”。欧阳修还曾问《春秋》于刘攽。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总之，欧阳修法《春秋》“直书而不隐”，旨在“正名分”、“别是非，明善恶”。《居士集》卷十八《经旨》之《春秋论中》：“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欧阳修全集》第132页。他视史书为国家法典，可以“垂劝戒示后世”。《奏议集》卷十二《论史馆日历状》，《欧阳修全集》第849页。故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评价欧阳修之史学：“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351-1352页。朱子谓宋代忠议之风起于范文正公，而以春秋之法辨冯道之是非者，则始于欧公。《朱子语类》卷四七。又《困学纪闻》卷十四：“欧阳子司马温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久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欧阳修所代表的史学观，是庆历学统的史学正统。仁宗时欧阳修主编的两部史书——《新唐书》、《五代史》皆是在新史观指导下对旧史《旧唐书》、《旧五代史》的重新认识和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