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俸禄制度

的同时，适当地提高官员的俸禄(是“适当”不是“高薪”)，即约束与激励相结合，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低俸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官吏都受穷。外官生财有道，并向京官行贿，这是吏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封建社会各级官员除了领取国家的俸禄外，都能有自己的收入渠道。相比之下，地方官的实惠要多得多，所以一直有“京官贵，外官富”的说法。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许多京官要求外放。唐朝白居易由翰林学士改任地方官后，客人登门祝贺，他高兴地吟诗道:“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他任江州司马时，按规定只领月俸5万文，但实领6-7万，高出正俸50%。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则通过盘剥百姓，中饱私囊。同时，地方官为求得升迁，往往向京中权贵行贿。京官俸给微薄，也乐得接受外官的馈赠。古代官吏廉与不廉的区别就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因此，在解决官员俸禄问题的同时，要注意堵塞为官者的“灰色收入”；如果要切断源头，那么侧重点就是规范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 提高官员的待遇只能通过正道解决。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是很高，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先供最高统治集团挥霍享用，然后才能进行再分配，因此官员的俸禄来源并不充足。为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实行过由官府出面搞创收的做法，即公廨本钱制。公廨本钱即官府经营的高利贷资本。唐朝初年，朝廷拨给京师长安各衙门一笔基金(即“公廨本”)，由各衙门派专人用这笔钱放贷生息，进行创收，以解决官员俸禄不足的问题。那些搞创收的人被称为“捉钱小吏”，规定他们每月交纳利息4000钱，一年后可以转为正式官员。结果，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俸不足的问题，但也暴露了强买强卖、激起民怨的社会问题。由于大臣们的反对，一度曾废除这种做法。但受利益驱动，不久又得到恢复，虽然在利率上进行了限制，却没能革除根本的弊端。公共权力一旦与市场结合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所以，提高官员俸禄，不能离开国家财政拨款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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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封建社会的许多官吏曾呼吁通过正当途径提高待遇，但封建机构庞大臃肿，统治集团生活奢侈。官员俸禄水平偏高，要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俸禄水平偏低，会影响官员的积极性；俸禄水平过于低下，官员生活拮据，就会导致贪风盛行，殃及百姓。这几对矛盾就像几个怪圈，一环套着一环。清朝雍正皇帝的“提火耗、设养廉”，就是这方面的可贵尝试。在此之前，“火耗”由地方州县长官私征，他们从中贪污，并行贿上司，导致吏治败坏。“提火耗、设养廉”既能收到整饬官僚队伍的效果，又可达到使国库增收、官员提薪的目的，是典型意义上的化腐朽为神奇。可惜的是，雍正在位时间不长，乾隆以后放宽了对官吏的约束，物价上涨抵消了增发的养廉银，加上“火耗归公”的不彻底性等原因，“提火耗、设养廉”已收不到实行之初的效果。更主要的是，这一做法并没有受到后来治世者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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