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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其改进

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有助于农民形成法律至上的观念，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有利于增进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律实施效果，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但现阶段我国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不知法、不懂法、不重法等。而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和保障农民权益的相关立法、改善基层执法和司法现状是培养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改进;途径

后的文化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现行关于农村与保障农民权益的立法、基层执法和司法运行状况等是制约他们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先进文化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以及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心理的总称。“任何一个民族社会主体的法律意识都是社会法律制度得以产生、运作和发展的必要的精神条件，是法律得以高效益实现的内在精神动力”。[1]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对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目前农村的法制建设成果不够理想，农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因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还必须重视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本文就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进行研究，并对其成因进行初步分析，提出改进其现状的途径和建议。

一、现阶段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有法律意识者想的是如何接受、遵守法律，无法律意识者想的是如何对付、逃避法律”，[2]只有努力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才能增进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律实施效果，使依法治国迈向一个新台阶。随着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的进行，农民对法律的了解逐渐增多，其法律意识相对以前来说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在遇到纠纷时也会采取法律的途径解决。

但是，在广大边远地区的农民的法律意识依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

1.不知法。目前，我国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尤其是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立法速度加快，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都有所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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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掌握立法动态的第一信息，而且，农民所了解的法律领域大多只局限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并不能了解法律的全部动态。可见，大部分农民对于现行法律的知晓程度还不够。

2.不懂法。要运用法律解决纠纷，不仅要知道有相关的法律存在，还要懂得法律，知晓法律的意思及如何运用。现在还有不少的农民只知道刑法、民法等法律的存在，但对法律知识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对法律的具体内容、法律术语等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也还不够。

3.不重视法律。在对黄河三角洲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在被问及“当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您想过起诉吗”时，回答“立即想”的仅占35.8%，21.3%的农民回答“有时想”，回答“不怎么想”的占32.5%，还有10.4%的农民回答“不清楚”;[3]在对江苏省北部部分地区农民解决纠纷行为进行调查中，在调查“遇到纠纷后，农民选择何种方式来解决”时，有35.2%的选择息事宁人，27.5%选择直接找对方解决，22.7%选择主要通过亲戚朋友、邻居、村干部等第三方进行调解解决，6.3%的选择通过政府解决，而只有5.7%的农民选择通过法院解决。[4]由此可见，农民运用法律来维权的意识还比较低，在遇到纠纷时还是倾向于采用“私了”、“托人”、“忍了”等非法律手段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摆正法律的地位，没有真正地重视法律和运用法律，没有认识到法律解决纠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分析 (一)文化传统中的保守观念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对人们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时代发展了，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时至今日，在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农民存在着儒家文化观念，深受文化传统中的保守思想的束缚。

首先，儒家思想强调以和为贵，其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长期影响着人们，造成了社会法治观念淡薄，人治气息浓厚，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产生了轻讼、厌讼、无讼意识，认为“打官司”是一种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三纲五常”等宗族法思想。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家法族规为内容的宗法制度应运而生。农民们“习惯于用情感化、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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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道德化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通过法去处理和协调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做法不屑一顾。”[6]农民过于重视伦理、习俗、礼俗、宗法族规的作用，造成了农民在处理日常纠纷时主要依靠人际关系，依靠其自身的道德情感。

长期的思想禁锢，使农民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思想保守，并形成思想惰性，从骨子里不愿意接受新的思想，安于现状，遇到纠纷就选择忍让、只求平安，更不会去选择既花钱又耗力还得罪人的法律途径，以至于从思想上束缚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物质决定意识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提高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现实状况也表明农村经济水平越高、农民收入水平越高，该地区的农民的法律意识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我国以前一直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学者曾说过：“农民面临的简单的经济关系使农民亲近法律还缺少利益的驱动，其所处的利益格局尚不足以刺激他们自发的权利觉醒”,[7]正是小农经济这样简单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也阻碍了农民对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时，目前我国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方式，其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其开放程度比较低，同外界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因此，这种经营方式也为小农经济的继续生存提供了条件，束缚了农民对法律的认识和追求。

一般情况下，司法诉讼耗费成本较高，除了基本的诉讼费用，还包括交通食宿费用、法律服务费用等;而且诉讼耗时比较长。而农民赚钱本来就很艰难，平时维持日常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有的农民在外打工，他们的工资还得不到及时发放，因此，通过诉讼途径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宁愿选择其他解决纠纷的渠道，也不去打官司，这就必然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关于农业和农村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关于农业和农村的立法活动始终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农村的立法主要涉及管理法层面，对于农民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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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关问题的立法还很不完备。保护农民切身权益法律的缺失，致使农民不能正确认识法律的价值，对法律缺乏信仰，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渴望和需求。

为了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逐渐形成了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但由于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法律素养等因素以及现有保护农民工权益体制的制约，农民工的权益受到限制和侵害的现象比较普遍。近年来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但在立法上并没有一部专门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有的用人单位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没有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性规定，不跟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借故拖欠、拒付、克扣农民工工资等。这不但侵犯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还容易导致农民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寻求不到法律途径的救济，从而缺乏对法律的认识和丧失对法律的信仰。

再如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有关规定，在征地出让环节，政府既是征地的发起人，又是批准人以及土地一级市场的出让人;在征地发生争议后，特别是因为征地补偿与安置补偿而发生争议时，政府既是争议的裁决人，也是补偿人。虽然这里的“政府”并不一定指的是同一个政府，但上下级政府之间难免会产生一个鼻孔出气的现象。这就容易造成政府权力过大，并且缺乏必要的监督，被征地的集体组织与农民在权利救济过程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以至于农民对法律产生了不信任的心理，宁愿采用上访的方式或者自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四)基层的司法、执法腐败现象突出

建设法治国家是现阶段我国的重要目标,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也要坚持依法治农,而比较健全的农业执法队伍和严格执法是坚持依法治农的重要部分。可是由于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法律知识和办案技巧不完备、不健全，执法不公、违法执法、越权执法、滥用执法权等，严重扭曲了法律的公正，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和权威，造成了农民对法治的不信任和不信仰，甚至漠视法律。

司法是保障社会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由此可见，司法不公正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尤其是在广大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