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作为新闻人的梁启超 - 国内梁启超研究综述
前面的著作相差无几,史实陈述也不如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详细。但此书最大的特点——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是社会史范式的运用。作者写到梁启超新闻活动的时候,不局限于梁启超本人一隅,而是旁征博引,利用大量相关材料来体现新闻活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由梁氏的“舆论之母”一说引出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由“非大勇不能为敌”13引出邓小平破除“两个凡是”,凡此种种,皆为此书打通古今、贯通新闻与社会的例证。此书还阐述了梁启超“变骇为习”的舆论操作手段14,为同类著作所罕有。
改革开放之后,新闻传播学界大量的研究论文也集中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这一议题上,因而也可归入“新闻思想研究范式”。只不过这些论文立意各异,侧重点不同,既有从新闻史角度进行评论的,也有从传播学、舆论学等诸多角度对梁启超加以解读的。但无论如何变化,这些论文始终跳不出“新闻思想”的范围,限于篇幅,无法详述。
三 1949年以后台湾学者的研究
最后介绍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完全隔离开来,两岸的学术界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相比大陆新闻传播学学者,台湾学人接续了较多民国旧史学的传统,因而梁启超研究著作中的史料考证也就更加精细。
民国著名报人曾虚白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积极投身新闻教育事业。他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被收入台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大专用书”,带有那个“戒严”时期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此书与前述许多新闻史著作一样,将清末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专列章节进行叙述,自然也提到了梁启超。但是,此书对于梁启超的介绍是与康有为、汪康年等人的活动混杂在一起的,并没有对梁启超进行专门研究。而且,书中维新派办报的具体细节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中所述几乎完全一样,不敢越前人之雷池一步,其较弱的原创性影响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另一部同样被编入“大专用书”的是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年初版)。作者不仅陈述了梁启超办报活动的基本史实,而且对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维新派报刊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比如,他把汪康年和梁启超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政论报章起到了传播宪政思想、开发知识分子识见的作用15;还称汪、梁等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报业有“树立报人国士精神”、“确认报业天职”、“建立报业道德信守”三大建树16。此外,作者还提到了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和《大中华》,这是前述著作、论文都不曾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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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没有一定的勇气,是不能向正统的舆论发起挑战,从而引导先进思想的。 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15
赖光临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80-82页。 16
同上,第83-86页。
较晚出版的《百年报人》系列丛书第一卷《报业开路先锋》中也提到了梁启超,并且是以“笔锋常带感情”为标题作专章介绍。与《中国报学史》一样,《百年报人》也罗列了梁氏所办的主要报刊,而且也提到了其他著作较少涉及的《庸言报》17和《大中华杂志》,以及其他著作几乎都不曾提到的《新中国报》(1900年由梁启超在檀香山创办)18。有趣的是,本书还用较大的篇幅研究梁启超新闻思想,与大陆学术界的“新闻思想研究范式”有颇多共同之处。比如,本书专有一节论“报刊的功能与重要”19,也谈到了“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等基本问题。接着,作者又对梁启超的舆论学思想作了深入细致的阐释,如梁启超提出舆论的定义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20,而健全的舆论则应该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21。
综上所述,台湾学者对梁启超的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史料翔实的特点。尤其是赖光临著《中国新闻传播史》,提到了民国建立后《庸言》“有意赞助袁氏”的政治立场,还指出梁启
22超创办《大中华》时已对政局失望,因而通过办刊物来“劝勉人从事个人事业与社会事业”,
为此前大多数研究著作所不及。但是,台湾的新闻传播学毕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些著作也自然而然地打上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叙述《新民丛报》和《民报》论战的史实上,三部著作无不突出梁启超的“保皇”立场。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介绍维新派报刊活动的一节,标题就叫“保皇党的报纸”而非“维新派的报纸”,且在形容维新派人士时多次使用“保皇”的定语。还说康、梁亡命海外后“走着过去的老路”23,《新民丛报》在与《民报》论战时,“立论走入反动的极端”24。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也引用美国汉学家李文逊25的话说,“清议报最大的目标,是使光绪帝复辟”。26就连出版较晚的《百年报人》,也称1903年后《新民丛报》“柔声缓语、形同妇妾、梦绕大清、心恋小丑,在读者心目中的威信江河日下”。27这种激烈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前述的“阶级分析范式”十分相似,根本不是治史者应持的严谨态度。
四 结论
细数国内梁启超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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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庸言报》与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出现的《庸言》为同一份报刊,但名称有出入。 郑贞铭著,《百年报人【1】报业开路先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8页。 19
同上,第33-37页。 20
同上,第38页。 21
同上,第39页。 22
赖光临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49-150页。 23
曾虚白著,《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01页。 24
同上,第205页。 25
大陆通译为勒文森。 26
赖光临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75页。 27
郑贞铭著,《百年报人【1】报业开路先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2页。
一是研究著述史料翔实,风格多样。相关著述大都坚持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料的研究特点,在史料保存上功不可没。研究内容不仅涉及赫赫有名的《时务报》、《新民丛报》,还顾及《新小说报》、《大中华》等“被传统遗忘的角落”,基本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梁启超报刊生涯图景。
二是赞扬之声有余,批判思维不够。综观所有梁启超研究资料,除了阶级分析范式那种不实事求是的“扣帽子”以外,几乎没有发现对梁启超新闻学观点的中肯批评。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有对“变骇为习”的舆论学观点的批判,但也只是一小段而已。28笔者并不认为应该“为批判而批判”,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当是我们对待伟人事迹的应有态度。
三是专门研究“新闻人梁启超”的著作尚付阙如。本文所用参考书籍,不是着重研究梁启超政治生涯和学术思想的人物传记,就是把梁启超和其他维新人士报刊活动合起来写的新闻史著作,而目前还见不到专门研究梁启超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的著作。这也为今后学者的研究留出了一个可以且必须填补的重要空白。
参考文献
1.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2. 吴其昌著,《梁启超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3. 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4. 谷长岭、俞家庆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 刘家林著,《中国新闻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6. 方汉奇、丁淦林、黄瑚、薛飞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 白润生编著,《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8. 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 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 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美)勒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伟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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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能找到的批判梁启超的论文也为数不多,较为典型的是张丽萍、刘寒娥的《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
13. 曾虚白著,《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版。 14. 赖光临著,《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 15. 郑贞铭著,《百年报人》,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
16. 张翔著,《报业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梁启超报业观略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0期。
17. 张丽萍、刘寒娥著,《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
18. 雷蕾著,《关于梁启超政治新闻学思想的反思》,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9. 李秀云著,《梁启超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0. 石云艳著,《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1. 杨东伶著,《梁启超启蒙宣传的传播学分析》,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2. 陈世华著,《梁启超受众观研究》,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3. 蔡国兆著,《梁启超新闻思想试析》,载《新闻大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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