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俞吾金教授

有问题，哪个地方有一个错别字。那种仔细的程度令人非常感动，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在以后的20多年里，我和俞老师有很多接触，这方面的感受很多，但那是第一次，印象尤其深刻。俞老师做过哲学系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基地”、“中心”的主任。这些行政事务涉及很多事项的申请，以及表格的填写，他的仔细和精细程度都让我们叹为观止。这反映了俞老师身上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那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有极强的责任心。这种态度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俞老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认真、细致和责任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亟需的品格，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从前辈学人身上汲取这种积极的力量。

在治学上，俞老师也有两方面特点在我们学院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他始终坚持思想是哲学的灵魂。俞老师是我们西方哲学的学科带头人，一般而言，老一辈学者做西方哲学研究，似乎都从翻译、介绍、述评开始。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大学一年级时，俞老师出版了第一本哲学著作《思考与超越》，这是一本对话体的书，颇像柏拉图的对话录，形式在我们当时看来非常新颖。你可以发现，他的学术研究自出发始就不是以阐释、介绍别人的思想为目标，而是以思想本身为目的。他一路走来始终把生活的问题、时代的困惑作为思考的导向，来引导他的研究。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1983年在桂

林会议上，俞吾金老师与谢遐龄老师、吴晓明老师等青年学者率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提出了挑战，使复旦哲学在全国哲学舞台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辉。俞老师他们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时代的思想维度，这是他们这些学人的显著特点，这个烙印也深深印在了我们复旦哲学学科的身上，由此我们提出了“扎根学术、守护思想、引领社会”的院训，让哲学这个学科始终保持着思想的高度。

二是让问题引领思想，而不是让学科自我设限。俞老师有着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包括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评论等，他从来不自我设限。现在学术界经常会说我是“做什么的”，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做自我的界定或认同，但这样的界定很难用在俞老师身上。他始终在思考问题，不仅是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包括对生活世界中概念和用语的分析，更有对很多文艺作品的批评。他的文章著述有一条总线索那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思考，并由此呈现出一种交融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成为了复旦哲学学院的特点。我们学院的老师常做跨界的研究，西哲、科哲的老师做中哲，马哲、中哲的老师做西哲，甚至逻辑的老师做历史。可以说在我们学院基本上没有学科的壁垒，在专业训练的前提下，会循着问题做很多跨界的研究，这种风格在全国哲学界大概

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算是复旦哲学的一种风格，其中有着俞老师深深的印记。俞老师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学术道路也影响着整个复旦哲学学科的风格。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学术生命会一直流传下去，并不会因为自然生命的结束而终结。原文载于《文汇学人》2014。11.14他的奉献代表着那一代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担当——张双利教授沉痛悼念俞吾金老师

多年以来，我一直俞老师身边工作。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93年冬天我从安徽大学来复旦直升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我读本科时还没入哲学门，虽然看起来是个好学生。当时哲学系主任黄颂杰老师打电话问我想读什么专业，我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面试那天，他们就把俞老师从家里叫来参加面试。现在回想起来，我面试回答得很差，但是我从黄老师和俞老师的眼中读出的都是鼓励。我想，假如是我今天在考当年像我那样的学生，我大概会流露出“你基本功不好啊”这样的表情吧。当时俞老师问了我一个轻飘飘的问题，那个问题实际上考验出来我的学术功底非常不好。他问我，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那么你知道现在这个领域的教材有哪些吗？我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教材。俞老师说，你等下到国权路上的经世书局去看一下，里面有个黄皮子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可能有用。我找来一看，这本书就是俞老师和陈学明老师编的，而且这

在当时是很好的教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介绍得很清楚。这本书不是按照一般的教科书方式写作的，是在直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对每个流派做了介绍。我进入复旦后，读研究生期间跟着俞老师上过一学期课。这个课的考察方式在当时也很前沿，每人做个presentation，据此给考分。我当时额外写了一篇文章，偷偷塞到俞老师工作信箱里，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我想俞老师如果有空看，哪怕点评一句，我都很满足了。寒假过后，我收到被他全面改过的文章，他还告诉我以后这个问题还应该从哪个方向进一步去研究。他那时是系主任，非常繁忙，他也没有修改我文章的任务，因为这与我们的学分也没有关系。我的一篇文章花费他那么多时间，在此过程中领悟到他对待学术的严谨，这对我的影响很是深远、难以言表。我1997年留校以后，1999年调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和俞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我从2000年开始攻读在职博士，他是我的导师。自此我跟俞老师的接触是全方位的。他反复强调，我不只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而且是很多时候加班干同一件事情的具体意义上的同事。我们和俞老师总是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守护着、发展着这个学科。除了学校里的共事之外，我们与俞老师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交往是，自从2003年他女儿走了之后，我们家庭之间的交往也有很多。因为俞老师从那以后性情有很大变化，他对学生和同事，在情感方面的交流要比之前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