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煤矿农民工工伤困境与利益表达

乡镇煤矿农民工工伤困境与利益表达

张辉

一、导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效益的取得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劳动紧密相连。但是，有许多从事特殊行业（特别是从事采矿、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却没有能完整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由于其工作环境容易接触粉尘、气体等有毒有害物质，生产条件较差，存在诸多的职业危害因素，他们的基本健康权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或损害。其中，由粉尘引发的尘肺病问题比较突出，具体就煤炭产业而言，问题尤为严重，众多乡镇煤矿的农民工罹患尘肺病。农民工打工致病致残，不仅使他们个人陷入困境，也给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目前医学界对尘肺病的病理研究以及病患现状调查已经成果很多，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尘肺病的危害机理以及预防、治疗都有积极的意义。但农民工尘肺病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目前关于农民工尘肺病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比较少，农民工尘肺病引发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的不平等境遇、利益表达、劳工运动等等问题还很少纳入到农民工研究议题中来。笔者认为，需要引入适当的社会理论工具，对遭受尘肺病危害或威胁的农民工及其相关社会行动作深入研究，进而采取合理、全面的应对措施来解决或缓解此社会问题。 劳工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经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而集体抗争又是其中一个突出的的重点。但是，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工人阶级运动的衰微，西方社会理论视野里的劳工运动与集体抗争的相关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在此前很长时间内都被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小分支包含、淹没在“社会运动研究”的大范畴中。（Burawoy，1985；Turaine，1981）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前，西方社会运动主流的理论范式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模型

和结构功能主义模型，而晚近的研究可以主要划分为四大类理论取向：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详见Della Porta和Mario Diani, 2002；赵鼎新，2006)上述诸多理论模型，由于在西方社会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对中国当下社会经济转型期相关劳工问题解释力度参差不齐，但其中的一些相关概念工具也是值得借鉴的。

关于1949年以后中国劳工运动与集体抗争的研究，以前做的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华尔德（Walder）对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以及单位制研究所讨论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理论，他认为，国有企业通过“组织化依附”以及“有原则的特殊主义”两种控制机制，工人的组织化政治活动得到全面遏制，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劳工运动与集体抗争行为。（华尔德，1986）对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出现的短期性、局部性国有企业工人抗争也有一些研究，Anita Chan（1993）认为中国工会具有应对改革中工人问题的能动性，存在从国家法团主义结构(state corporatist structure)向社会法团主义结构(societal corporatist structure)转变的可能性。刘爱玉（2003）通过改革过程中工人行动选择的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工人的选择是“积极的无集体行动”，即没有公开的、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其服从、退出、个人倾诉对行动者个人和企业改革目标而言是比较积极的，最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上的稳定。冯同庆（2002）认为国有企业工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自尊具有缓解与新体制阻抗的作用，使利益矛盾的调节有了空间。而于建嵘（2006）则认为“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才是当前工人政治的本质性特征，这种维权抗争主要不是基于“生存伦理”，而是基于一种“政治伦理”。应该注意到，上述研究的对象都是国有企业工人。此外，以社会转型期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社会研究虽然很多，但大多立足于探讨农民工外出的动力机制，外出后对流出地（乡村）社区的各种影响，对流入地（城市）社区的各种影响，再有就是对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身份认同、求职网络、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研

究。（陆学艺，2004；李培林，2003；王奋宇，赵延东，2002；赵树凯1997；卢海元，2004）经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尽管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农民工在就业中造成的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问题，并就相关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法规制度的实践作了反思与讨论，但大多还处于现状的描述以及具体的政策建议层面，进一步的理论探讨还有待展开。（李真，2005）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作为新型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农民工（特别是在乡镇煤矿、私营煤矿的农民工）此一融合了传统产业工人特征与农民特征的群体，对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遭受的慢性健康侵害缺乏基本的利益表达，更不用说进一步的集体抗争运动了。“集体无行动”这种令人不安的劳工状态和社会现象，是本研究问题的缘起。 本文旨在通过对G省某乡镇煤矿尘肺病矿工的个案分析，从劳工运动与集体抗争理论的视角探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国乡镇企业所在场域内社会行动者的众多冲突和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的建议。

二、G省某乡镇煤矿尘肺病矿工调查概况

G省作为我国南方一个产煤大省，煤炭产量占全国的约二十分之一。据G省煤矿安全监督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全省全年煤炭产量9756.62万吨，其中，乡镇煤矿完成的产量达6370.48万吨。与此同时，各类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565起，死亡894人，其中乡镇煤矿事故占总次数的91.68%，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92.06%。由于乡镇煤矿的工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据此推算，G省每出产一百万吨煤，就会有9.16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但这还不是农民工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在常见的报纸电视所报道的“矿难”之外，有着一种更大更隐蔽的危害——尘肺病，死于尘肺病者远远多于矿难罹难者，一般估计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三倍多。一项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尘肺病已经成为我国发病最多、危害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我国每年尘肺病新发病例占各类职业病总病例数的70%左右。截至2003统计年，全国尘肺病累积病例589741

例，现存活病例446374例，此外还有未经确诊的可疑患者60多万人，其中煤炭行业从业者占46％以上，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尹萸，2005）而目前卫生部统计的煤矿尘肺病数字，还仅仅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并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

G省XS县GT村现有4口小煤矿，年产煤超过40万吨，是该县采煤历史最长、产量最大的村庄之一。2005年4月，在G省职业病防治中心的配合下，调查者在GT村组织有在煤矿打工史的村民进行体检。共有335位符合条件的村民自愿报名参加体检，参加体检的村民年龄在20至50岁之间，都是青壮年劳动力。经过初筛和3个月后的复检，共有16人被确诊患煤尘肺病，40多人肺部发生明显变化，患各种呼吸道疾病者人数更多。在GT村，有1000多村民在煤矿工作，由于当时在井下工作的村民大部分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报名或参加体检，而他们才是尘肺病的高危人群，因此实际患病率应该比体检显示的结果要高。

GT村煤矿每年出产40万吨，需要1300名农民工，照此估算，G省至少有20万农民在乡镇煤矿工作。而以GT村煤矿农民工煤尘肺患病比例推算，G省估计会有1.5万农民工患煤尘肺，约4.5万农民工煤尘肺潜在患者。全国数字会有多少，暂不得而知，但此数字应十分庞大。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国家对煤炭的需求也将大幅增长，可以预见，在未来时期内，劳动密集型的乡镇煤矿采煤技术工艺没有大的变化，农民进入煤矿打工的数量将有增无减。如果农民工职业病预防状况得不到改观，10至15年后，煤尘肺的后果将大规模集中显现，患者个人、家庭、社区以及整个社会都将面临悲惨而沉重的结局。

上述初步调查使我们看到了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冰山一角，但更让人不安的是广大农民工对此境遇所表现的沉默与无奈，企业主的刻意掩饰和推脱，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暧昧和回避。众所周知，健康权是一个天赋的人身权益，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受到的健康权益损害何以会没有有效的补偿甚至没有表达，维护社会公正的维权行动与集体抗争何以缺失，诸多问题将在以下部分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