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吏治”及其当代启示的研究

的贪污腐败案件都是从官员缺失道德观念的时刻开始的。当前，许多官员进行的定期学 习与道德教育培训活动仅仅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而对官员进行的道德教育 与思想培育几乎流于形式，并且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开展教育活动的时间有限、教育 内容枯燥、授课结构固定单一。我国倡导建设“学习型政党”，我们尚且不论何为学习 型政党，单看他们如何在进行学习，就能够猜想的到，这些经过学习的政党是个何种模 样。我国都知道，为了一个国家健康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富裕，官员们学习国家政策是必 不可少的环节，但是我们对官员的道德教化始终以形式主义的方式进行着，那么结果必 将是，社会被充斥着许多有才无德或无才亦无德的官员。试想一下，如果让这样的一些 官员为百姓和国家“服务”，那该会是一种何种形式的“服务”？在中国古代“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为政理念里，修身是占据第一位的。中国古代许多优秀杰出的君主和 为政廉洁的清官都十分重视强调修身立德对自身品德塑造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皇帝 们常常能够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和途径向官员们灌输“仁、义、礼、智”，“忠、信、诚 、勇”，“勤、俭、节、廉”等伦理道德观念，对官员进行“仁、义、廉、耻”等的朝廷 教育。有些时候，皇帝也通过表彰和重用廉吏来为朝廷官员树立廉政典范。例如，魏徽 ，唐太宗时期的一位忠诚、直臣，他死后，太宗当着朝廷百官的面为魏徽撰写碑文，以 此来表达他对魏徽的思念之情。除此之外，他还独自一人常常到凌烟阁看魏徽的画像， 并叹息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 魏徽没，朕亡一鉴矣！可见，太宗不仅能够成功的掌握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的适当方法 ，也显示出了他对德行品质高尚官员的敬重与重视。这些深刻的教训和例子，就像一面 镜子一样把我国当前官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照耀的一清二楚。官德教育是一个国家政 权得以稳定存在的生命线，我们只有认真虚心地汲取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时刻对官员 进行“忠、孝、勤、廉、俭、耻”等方面的道德准则教育，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官员修身 节欲、严以律己、才能真正的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利，才能让中国在吏治建设的道路 上顺利前进，让我国现存的严重腐败问题得到最大化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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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吏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腐败，安民以安天下。而腐败的产生都根源于人性 贪欲的意愿倾向，一切腐败行动的开始都是先受人内心贪婪的欲望“指使”。恩格斯曾 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 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 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几句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无不折射出古今中外 吏治腐败始终难以根治的动力所在。在这种持久动力的支撑下，一切善良的道德教化与 律法惩罚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维持秩序的微乎其微的约束和恐吓，以至于腐败永久性的 存在着。在当前市场经济模式的主导下，一切代表金钱与财富的利益成了“人”、 社会”、 “国家”追求的最高目的，而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似乎都只能由占有 财富或利益的多少来决定。这无疑是在向那些从政于人民和国家事务的官员们打开了一 扇门，在这扇门里，他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财富和金钱的力量。现今中国日益猖獗的官员 腐败问题的缓解都将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它的解决不仅仅只依靠严格法律的惩 处，更要关注人的教育、制度的完善和民主法治的进步性。历史证明，中国古代成功的 吏治实践必须具备“服之以德、劝之以贤、惮之以废、待之以刑”这四个主要环节,它 是一个缺一不可的统一体，缺少其中任何一环，吏治就搞不好。同时，我们还应当肯定， 历史是前进的，因此它必须既有继承性，又要有发展性，这样人类才会有新的希望，解 决腐败问题亦是如此。而在现代的中国，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些似乎犹如一种珍贵的 稀有物品，实在值得我们今天的国家政策、制度或法律制定者们去认真的深思和反省， 也对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学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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