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论文总结

力，让自己的婚姻一直是一个活体，而不是一个约定。夫妻关系：地位悬殊式、共同虚伪式、形同虚设式。姐弟兄妹关系：自作多情式、势同水火式、冷漠如冰式、划清界限式、利益为先式。父子关系：臭味相投式、背道而驰式、奖罚分明式、放任不管式。贾府上上下下主子、奴仆上千人，一个个都按富尊荣，生活奢侈，吃穿用度开销庞大，大锅饭式经济运作方式，使每个家庭成员都懈怠懒惰、不知省俭，从而导致整个家族经济上寅吃卯粮。表面轰轰烈烈的宁国府、荣国府，经过百年的辉煌，至曹雪芹笔下时已经走下坡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物极必反，封建家庭也是如此，表面上钟鸣鼎食的大家庭内部早已制度败坏、礼崩乐坏、秩序混乱、等级模糊、黑白颠倒，年青一代更是只顾享乐、不知谋划，当这种腐败发展到极限的时候，那就是家族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内部管理秩序混乱。表面看，荣宁二府尊卑有秩，依章办事，实际上各人都在谋个人的利益，因为各小家的利益和整个大家庭的利益追求是不一致的。王熙凤中饱私囊、克扣工资、偷着放高利贷。贾府这个大家庭里培养出两种极端的人生观，一是安逸享受，二是看破红尘。贪图安逸、一味享乐的贾府中人大有人在。而经历一番，感到了世态炎凉，感到了人生的无奈和迷茫，而大彻大悟的人也不少。荣国府最主要的矛盾是财产的继承权和管理权的争夺。整个贾府看上去风平浪静，秩序井然，但是主子之间，主仆之间，奴才之间，妇夫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

十一、《红楼梦》称谓语研究 王家宏

在《红楼梦》当中,家庭成员在大多数场合较少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亲属称谓语,而是使用社会称谓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当中,由于彼此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往往采用不同的称谓语。无论亲属之间、主仆之间或者是其它社交场合,敬称使用十分普遍，遵循等差原则、情感原则、礼貌原则。等差原则：它要求必须严格遵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的原则。情感原则：情感原则是人与人相互称谓时,讲究亲疏远近,注重关系的融洽和情感的交流,从“情感”和“关系”的角度选择称谓语来称谓对方,它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伦、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心理。礼貌原则：交际双方,不管权势大小、地位高低还是年龄长幼都遵循了“自卑而尊人”的礼貌原则,它反映出:(1)说话人对听话人或被称谓者极为敬重;(2)说话人是有意夸大对对方的赞扬和对自己的贬低,从而实现有效的交际;(3)说话人有一定的涵养。《红楼梦》中亲属称谓语的特点：一、亲属称谓语更合理。二、亲属称谓语和指代称谓语己相当齐备，况且还别具风格。三、称谓语儿化现象明显。

，《红楼梦》基本上是用北京话写成的,而儿化又是北京话的一个十分显著的韵律特征,第四、同义称谓语颇多，大量同义称谓语的运用,充分显示了作者驾语言

的能力,通过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选择适合自己的称谓语,使文章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十二、《红楼梦》词汇研究 张夏

《红楼梦》虽然是白话小说,但因属于文人写作,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还是保留了一些文言的表达习惯。有些词在《红楼梦》时代较为常用,而到了现代汉语则多用其同义词。有些词在《红楼梦》时代因与社会生活联系较紧密而频繁使用,进入现代汉语后由于受时代变迁的影响逐渐变得不再常用。与语言有关的词数量最多，趋向动词，带有明显口语色彩的词多。《红楼梦》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内部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言行,既有居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也有居被统治地位的奴隶阶层,统治阶层内部还有严格的辈分差别,不同地位之间的人在相互称呼上区分严格,因而整部小说中使用了形形色色的称呼。表示时间的词。丰富的儿化词反映了当时北京话的语言特点。与生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词。宗教词，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佛、道并行而且往往与贵族之间存在依附关系的现实状况。形容词中的高频词以表示心理状态的词所占比重较大。带有明显专书个性的高频词主要就集中在动、名、形三个词类中,其它类别的高频词更多是从时代共性的角度体现出《红楼梦》时代相关词类中常用词的使用情况,它们中的大部分到了现代汉语阶段仍十分常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楼梦》时代的汉语口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词的音节数量的角度看,《红楼梦》专书词汇由单音词、双音词和多音节词三类词构成,其中双音词占绝大多数,单音词和多音节词数量较少,多音节词中主要是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 十三、《红楼梦》礼仪研究 郭惠萍

曹雪芹是一个有着贵族生活经验的作家，而反映到小说中，《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正是最为奢华的贵族生活场景。所以，作为贵族文化精读本的《红楼梦》能更好更全面的展示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贾府既有世袭官职，又是皇亲国戚，这就决定了贾府人物生活的某些方面必然不能脱离上层社会的礼仪制度，他们的行为也必须遵循国家的礼仪典章制度。君臣礼仪、敬老礼仪、国丧礼仪、官员交接礼仪，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当时社会礼仪制度具体而形象的展现，为我们加深对礼制的本质和内涵的了解提供了具象的例证。围绕个体自身而发生的礼仪属于个体人生礼仪，如生日礼仪、婚礼、丧礼等；个体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礼仪则属于家庭礼仪，如夫妻之礼、主仆之礼等；再进一步延伸到社会，便又有了社交礼仪，如师生礼仪等。《红楼梦》中关于元妃省亲、贾府众人去深宫探病的诸多礼仪形式背后所蕴藏的正是臣子对于君上的“忠顺”之情，而统治阶级也正是通过这些繁琐的礼仪形式来进一步强化和巩固臣民的“忠顺”意识。《红楼梦》关于国丧

礼仪对臣民的要求，同样体现了一种“尊君肃臣”的原则，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些礼仪形式来维护皇权和天威。这些典章制度礼仪形式只是人表达“忠顺”、“尊君肃臣”、“敬畏”等情感的一种外在手段和行为符号，而这种种情感本身才是礼仪形式背后更为深刻的礼仪精神。礼仪形式是人体现内在情感和表达认识、愿望的一种需要，这些礼仪形式都体现了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和把握，融合了人类的情感和认知。家庭礼仪是封建统治阶层及文人儒士们依据儒家的伦理思想所设计的一整套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则，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家庭礼仪得以实施的哲学依据。《红楼梦》交往礼仪之拜师礼仪主要体现了传统社会尊师重道的礼义情感。

十四、《红楼梦》女性命名的名物关系研究 高璇

《红楼梦》独特的人物姓名不是一种文学技巧，不是一种外在的包装。它隐含了人物的全部密码以及命运信息，是作品的基础单位。在这里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名，而其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是命运本身。《红楼梦》人名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名物不分的，先有人名，后有人物，人名的元语言性质也决定了人名的第一位性。人名是集合了一定性格特点和特定的命运结局的，作者根据人名创造了人物。这种名物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人名的理据性、人名的神话性和人名的寓言性。《红楼梦》的人名比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名更具有独特性，其实，名物思维就是一种神话思维，《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赋予人物以特定的名字，使人名与人物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理据关系，就是运用了这种神话思维，将符号与客观对像一体化，从而造就了《红楼梦》人名的独特性。含蓄意指即符号的神话性，它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动机，展现的是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在《红楼梦》的人名系统中，姓名符号的神话性就体现在符号的含蓄意指系统中。在《红楼梦》中人物姓名的意义的理解受到判词、序曲和故事情节的制约，使读者沿着作者设置的路径去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这仿佛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神话性”强调某种象征意识被植入，目的是为了体现作者的意图，引出作品的主旨。曹雪芹给小说人物命名,其中有一部分寄寓深刻，另一部分则透露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包括人物命运的安排等等。《红楼梦》的寓言性可看作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具有一种模糊性、多义性和含蓄性。在《红楼梦》中寓言性即隐喻性，无论是姓名、判词还是序曲，都是对人物个性的写照和命运的暗示，这也是其预言性之所在。通过运用隐喻将人物命运，人生际遇浓缩成判词和序曲，又进一步浓缩为人名。 十五、《红楼梦》人物对话的语用分析 韩潇玥

《红楼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场景，作者通过人物对话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我们可以从对话中看到作者通过隐晦的表达方式所反映的那个时

代的社会现象，即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等级观念盛行，各个阶层都普遍遵守着“上下有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准则，不会随便逾越。而且人们也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所以在《红楼梦》的对话中，我们很少发现人物在交际中会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人们为了不使对方感到尴尬或发生任何不愉快的现象，大多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回应说话人，以便使谈话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从人物对话中感受到当时微妙的世态人情。 十六、《红楼梦》引唐诗研究 王玉

《红楼梦》引唐诗中没有初唐诗歌,但曹雪用初唐两首歌行体的化用来从体式等层面展现《红楼梦》引初唐诗,从初唐诗歌诗风特色层面体现《红楼梦》的诗意。。“盛中晚”则以“兴象”为中心,“兴象”是盛唐诗歌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但因其“兴寄”可以展现诗人情感,亦可以让‘‘大旨言情”的《红楼梦》展现其诗美意境,故曹氏对通过“兴象”言情的中晚唐诗歌也有所偏爱,这成为《红楼梦》引唐诗的共同特点。在兴寄言情之时,《红楼梦》引唐诗也具有某种在艺术特色上的内隐规律,《红楼梦》引唐诗中的“声音意象”和“画意”尤为突出,这与曹雪序对音乐和绘画的喜爱,他高超的音乐和绘画素养是分不开的,故曹氏可从声音意象和画意两个角度来引唐诗,并使得这些引唐诗与《红楼梦》人物、情节、环境之间契合,从而展现《红楼梦》的诗意。从诗人个性特色角度看曹氏与前代诗人的联系,则通过引唐诗来实现小说的“诗化”表达与诗意显现,这种引唐诗的方式是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并且诗人通过个人情感、情绪与曹雪序世殊同归,也使得诗意显现有了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具有广延的表达意义。曹氏充分发挥了引唐诗在小说中的作用亦对唐诗体制、意象、意境等做了征引。 十七、《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之演成 李爱华

红学界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几种主要解说：政治悲剧说，社会悲剧说，争夺贾府统治权悲剧说等。从人类爱情本质说开，认为宝黛爱情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爱情真义的存在不仅要向理想的审美的维度伸展，更重要的是要能朝向现实的心性学的维度收敛，走入平凡而具有诗意的人间生活。正因为宝黛爱情上演于贾府之大观园，那么，两人爱情最后演成之悲剧是与其生长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自然有其严格的运行规则，并严格执行之。而被这些规则所制约着，下到干粗活的小丫头小子，上至最高权威贾母，都得束缚于这种规则之中，只是越是在上位者受到的束缚就越少越富有弹性罢了。而在《红楼梦》中，这种运行规则的作用就以在贾家子孙特别是贾宝玉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