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而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则采取批判态度。从西汉到宋初，我国古代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中叶以后，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和北宋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新儒学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伦常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准则而置于特殊地位。这样，儒家伦理支配下的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从清代四库馆臣辑录的114部、1838卷“春秋学”著作可以看出，宋人之作占38部，689卷，以部数论，恰为三分之一，以卷数论，则为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宋代春秋学是极其发达的。受春秋学的影响，史学领域内学习《春秋》褒贬笔法，借以惩恶劝善的史风非常盛行。杨亿说：“伏以述作之任，褒贬尤先。”[52]苏洵说：“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53]尤其是南宋理学家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可以说是以义理观品评历史的代表作。他说：“夫经所明者理也，史所纪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诸理，则若影响之应形声，有不可诬者矣。”[54]也就是说历史“苟不以成败得失论事，一以义理

断之，则千古是非，如指诸掌，而所去取矣。”[55]随后的朱熹也是以“以义理断事非”[56]来评判历史的。这个标准在他所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得到了彻底地贯彻。在这一

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唐书》、《五代史》的重新改撰和《唐史》、《唐史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的修撰，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新风气的变化。从他们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是以“春秋笔法”作为自己立论的武器，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新的批判和审视。明确要求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道”，从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重振被晚唐五代之乱败坏了的伦常道德。嘉祐四年（1059）九月，欧阳修为史馆修撰，明确要求：“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57]对于宋代史学领域内这种明显带有实用目的的学术思潮，清代学者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曾给予了批判。[58]

第三，学术领域内的变化，又影响了史书的编纂体例。两宋时期，我国古代史学出现了总结与反省的趋势，以编年体为主的通史型史著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其实，早在

宋以前的晚唐时期，由于受新起啖助《春秋》学的影响，其后的唐代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随着宋代“春秋学”对史学影响的深入，以及《资治通鉴》的成功问世，编年体史书成为宋代史学撰写的基本通例，一直沿续到元明清时期。尽管以国史为主的纪传体仍是宋史学的主体，但编年体史书的修撰已成为宋代史学发展的主流。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宋痒《纪年通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儒家对《春秋》开创的编年体极为推崇，而对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一认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新儒家们对史学编纂体例的普遍看法。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史学领域内的变革，是儒家学者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在史学上的反应。宋代儒家学者将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正统论”、“义理观”、“伦理观”引入史学，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开启了宋代治史的新途径。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野，削弱了史学通古今之变的能力，造成史学僵化、史学范围难以扩大的局面，对我国民族史学和宗教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六、佛教的发展及其在宋代的演变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学者们普遍承认佛教是在公元前3至2世纪传入中国，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原内地。佛教虽是一种外来宗教，但自传入中国之后，受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同时，当佛教广泛传播之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以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元五世纪至十三世纪的这八九百年间，佛教与儒、道之间纷争角立与彼此融合，在这种互相渗透、交锋与砥砺中，中国学术思想界这三大思潮各自确立自己的思想畛域。佛教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学术体系和知识世界，也改变了它本身。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文化史，不能不研究佛教。

佛教经过汉代的传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盛，到宋代时，佛教再一次赢来了它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佛教的形势是：佛教完成了此前各种佛说的总结和

概括；不仅在汉地自成体系的僧团相继纷然蔚起，各具特点、规模空前庞大的教派如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等先后标然林立，而且还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独领天下并最终取代其它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宋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是我国宋代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由于20世纪我国一流的学者如汤用彤、梁启超、胡适、范文澜、任继愈等都致力两汉魏晋隋唐佛教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宋代佛教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如郭朋、顾吉辰等从事研究。由于对宋代佛教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学术界对宋代佛教至今尚未有一个科学的定位和评价。对于唐以后的佛教，梁启超有一个总的评价：“唐以后殆无佛学。唐以后何故无佛学耶？其内部之原因，则禅宗盛行，诸派俱绝”。[59]梁启超的论断，未免武断了一些，实际上佛教在两宋时期继续在发展，其它诸派，也并未全都俱绝。对于宋代佛教，我比较倾向于赞同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和中国学者汤用彤、李清凌先生的看法，由于受唐宋间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影响，宋代佛教表现为不同与唐代的另一种形式的兴盛。[60]宋代，中国佛教进入了它的反省与总结时期，各类藏经、史学类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禅宗出现了五家七宗并存的局面，律宗、贤首、慈恩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有新的发展。佛教在宋代完成了儒学化和伦理化的进程，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佛儒道三教在宋代的融通与开拓

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在魏晋以后逐渐形成佛儒道三教即互相排斥、冲突和斗争，又互相作用、影响和渗透的局面。因此，三教关系是魏晋以后中古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相当关注此领域的研究。[61]即相融相摄又相拒相持、但以融通与开拓为主，基本上是当今学者对中国古代三教关系的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并不意味着对以下问题有了较满意的回答，儒释道三教的融通与开拓涉及了哪些领域？有什么特征？中国古代的三教关系，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指向？因此，我想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从三教关系中透视宋代学术的发展及其传承关系。

早在汉末三国时，牟融、康僧会等最早提出了“三教”理论。《理惑论》载：“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62]《理惑论》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扫平了障碍，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名士、僧人、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儒、道的关系都与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隋唐王朝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对儒、佛、道三教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政策。它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学术领域，儒、佛、道逐渐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合流。

宋代，三教关系出现了新的特色：儒佛道三家思想相互渗透、沟通及其向纵深发展，在三教合一成为整个学术思想与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儒佛道三教关系成为当时学术界和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宋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儒佛道三教在宋代终于形成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宋初僧人释延寿认为“儒道仙宗，皆是菩萨，示劣扬化，同赞佛乘”。[63]智圆也强调“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64]契嵩也说“古之有圣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下之恶加多矣”，[65]公开倡导儒佛道一致。总体上来看，宋代僧人对三教关系的认识已较宋以前有了很大地进步，他们往往主动接近儒学，极力沟通儒、佛。宋代道家的三教一致论也很有特色，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绚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解，《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详者何也？盖欲序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以性法混诸微言耳。??教虽分三，道乃归一”。[66]宋代帝王对三教关系的认识也超越了前代。宋真宗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旨皆劝人为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67]宋孝宗亦有类似的看法：“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68]总的来看，宋代儒学适应封建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佛道虽有发展，但都配合着儒学发生作用。儒家学者表面上虽在批判佛、道，但暗地里却在积极吸收、改造、利用佛道，宋学的兴起，就与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发展分不开。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