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研究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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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描绘了这起短命的政治丑剧在江南水乡引起的一场带戏剧性的风波，成功地把农民问题与中国近代的政治、革命史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带社会整体性的艺术真实。农民船工七斤在辛亥革命时被强行剪去辫子，皇帝坐龙庭的消息传来，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茂源酒店主人赵七爷借机报复，以“失辫理当杀头”为借口大发淫威，吓得七斤一家“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辫子是清王朝奴役中国人民的标志。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辫子依然可能比人的脑子值钱，赵七爷依然横行乡里，而只要辫子不至于危及性命，打破一个碗之于七斤依然比皇帝坐龙庭更为重要。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民的实际生活地位和社会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状态。《故乡》则集中地反映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小说首先从整体上展现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的萧条景象，然后以倒叙的手法在对比中展示了农民闰土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层层逼迫下变成了精神麻木的“木偶人”，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村在封建主义、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压榨下的深重灾难。尤为可悲的是闰土的精神状态的变化，这位童年的伙伴如今用恭敬的态度叫“我”老爷，显示了他已经向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低下了头；他向准备搬家进京的“我”所要的杂物——长桌、椅子、抬秤、草灰、香炉和烛台，具有象征意义地暗示了当时中国农民的人生信仰：他们正默默地承受着愈益沉重的经济负担，把行将榨干的血继续榨到土地上去，在血汗入土的同时祈求灵魂升天，在来世的希望中寻找灵魂的安慰。这就不仅写出了农民由于经济剥削而受到的肉体的痛苦，还写出了他们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思想毒害下的精神状态。他笔下的祥林嫂、闰土、华老栓、单四嫂子都是这种勤劳、善良而又愚昧、麻木的劳动人民，他们在封建统治下安分守已，循规蹈距，仅想做一个低眉顺眼的“良民”。但天灾人祸不断袭来，统治者的软刀子钢刀子交替使用，使他们“想做奴隶而不得”。这实在是历史的大悲剧。

当鲁迅抑制悲愤描写农民苦难生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从而展示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复杂的阶级关系。广大的农民生活在最底层；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亦无固定职业，靠帮佣打短工生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受到了最为惨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丧失独立生活的依凭以至失掉了自己的姓。而生活在阶级对立的另一端的是赵太爷、鲁四老爷、七大人、赵七爷之流。赵太爷不仅从经济上剥削阿Q，而且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鲁四老爷之于祥林嫂，本来是“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四婶看她“很象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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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当祥林嫂变得毫无使用价值而“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的时候，“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便不能收容她了。赵太爷从政治上压迫阿Q，鲁四老爷则从精神上奴役祥林嫂。在这种阶级对立中，阿Q和爱姑是稍有觉醒并进行过抗争的代表，但由于他们小生产者认识上的局限和封建势力的强大，这种抗争很快就被扑灭；而更多的是逆来顺受的“奴隶”。在《风波》、《长明灯》、《离婚》中，这种严峻的阶级对立都从不同的侧面得到反映。

由此看出，鲁迅小说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方面反映了广大农民所遭受的压迫，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基本矛盾的严重性、紧迫性和不可避免。

二、在社会意识沉沦中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出路和方向。 社会意识的变革与发展，是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集中反映。鲁迅小说在反映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思想变革史。鲁迅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对各类知识分子作过深刻的观察，因此能在有限的篇什里几乎囊括了“五四”前后知识阶层新新旧旧的全部，真可谓一部新的历史时期的儒林外史。

鲁迅集中描写了“三代五个类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了这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不同的意识形态。

《孔乙已》中的丁举人，《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和《离婚》中的七大人，这是千年封建古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意识的代表。与他们同属一代而不同类型的是孔乙已和陈士诚（《白光》），通过描写封建科举制度对他们的毒害与摧残，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吃人罪恶，宣告了封建社会意识的穷途未路。然而，丁举人鲁四老爷之流，宛若一股阴云依然死死地笼罩着当时宗法制城乡社会。

第二代知识分子也有两个类型。其一是力挽颓风、昌明国粹的四铭（《肥皂》）和高尔础（《高老夫子》）之流，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荒淫无耻的伪道学，是新思潮冲击下的封建怪胎；他们道德上既不能表里如一，气度上也不能平和从容，在他们虚伪、卑劣、浮澡中，隐隐传出封建社会意识的崩裂声。鲁迅着墨更多的是另一类知识分子形象，这就是《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们曾被辛亥革命推上社会意识的浪头，又被辛亥革命的失败淹没在社会意识的水底；这类形象集中体现了鲁迅对资产阶级及思想意识的理性思考。这类知识分子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既斗不过封建意识，又面临着信仰危机，以至孤独潦倒，骂世嘲俗，狷介乖张，终至疲惫颓唐，甚而违志逆行了。在这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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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难以改造中国的历史必然。

第三代知识分子形象是涓生和子君（《伤逝》），他们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更富于朝气和开拓精神的新的一代；他们凭借“五四”时期颇为盛行的个性解放思潮，勇敢地冲出家庭樊篱追求人生幸福；但他们还十分幼稚，尚不能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缺乏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先进的思想，只在家庭里寻找慰藉，不能进一步开拓新的生活和人生道路，终于使他们已争得的点滴幸福如沙砾上的楼阁稍遇风雨便坍塌了。鲁迅热情地赞扬了新一代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批判了他们思想上的局限与不足，反映了鲁迅对中国社会解放、民主道路的探索、思考及思想的发展变化。

鲁迅小说里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充分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在一个变革时期所呈现的新、老交替并存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它们同农民题材一起，构成了一幅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鲁迅小说现实主义创作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恢宏气概。

三、衡量社会生活的天平

——鲁迅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

“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22）鲁迅小说在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同时，集中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剖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揭露了中国社会与革命的“某些本质”。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人们的压迫和束缚特别厉害，它的罪恶是从精神上给人们造成的戕害，鲁迅用“吃人”概括了它的罪恶本质。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钭钭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23）

这真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它无情地撕下了封建社会“仁

义道德”的假面具，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它伪善的面纱，振聋发聩，惊醒了国人。“其后?吃人的礼教?一名词，遂常见于报纸上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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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开始就抓住了本质，击中了要害。《狂人日记》从历史的纵剖面入手道破了旧中国是一个“四千年时时吃人的地方”，其吃人的悲剧笼罩社会，从赵贵翁到大哥，从医生到路人，“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都用着疑心极重的眼光，面面相觑”；其吃人场面凶残暴戾，“易子而食”，长幼在劫，“食肉寝皮”，无所不施。小说以象征主义的手法，笔笔触动读者思考时代、社会和人生的心弦。

《祝福》则从历史的横断面入手，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更为形象、更为深刻地展示了封建社会如何“吃人”的具体过程。祥林嫂是中国广大农村最为普通最为善良的劳动妇女，干起活来“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但劳动却不能为她挣来起码的生活权力，“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她两次出嫁，都是在父权、夫权的强制下以人生买卖的方式被当着东西卖掉的。她两次出嫁又两次丧夫，最后又在族权的强制下被赶出家门。礼教要求妇女守节本是一件极残酷的事，而家族的权威又使她欲守而不能；她被迫改嫁却被社会视作“伤风败俗”，受尽凌辱。她本来还能承受经济剥削想做稳奴隶，但终于不能承受从各方袭来的精神压力，在包括与她同在一个生活地位上的柳妈及鲁镇的男女们的嘲笑和歧视下，负着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和对地狱的恐惧，在人们祝福的鞭炮声中，凄惨地倒在风雪交加的街头。祥林嫂没有被沉重的经济负重压倒，最终却倒毙在礼教的压迫下，可谓“礼教”猛于虎。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26）鲁迅小说正是从这些方面对封建社会作了彻底的揭露和根本的否定。

“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27），“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28）鲁迅在从根本上揭露和否定封建制度的同时，从历史与现实的渊源中，看到了封建思想给农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敏锐地观察到辛亥革命与农民革命的矛盾，深刻地提出了这一“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鲁迅小说中，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和对农民解放的探索，是一个问题有机组成的两个部分；这是他对当时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的理性思考，“反映在他小说里的问题”，“是和历史进程的现实相吻合的。”（29）这是鲁迅小说揭示和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的又一辉煌篇章。

《药》、《风波》、《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是鲁迅为辛亥革命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