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

个确定性的前景的呢？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只剩下法律。一切其他的东西统统难当此任。比如说道德，你此时此刻对于某事某人的道德评判可能就跟我现在的不一样。现在不是讲道德相对主义吗，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嘛！除开一些最低底线的道德，我们还能到哪里找得到共同的道德价值呢？！而何种道德得为“最低底线”，可能又是仁智互见，莫衷一是。又比如信仰一种神学宇宙图景，可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知道”此种固有的宇宙图景根本就不存在。——“教育”摧毁了我们的信仰冲动。而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重重、派别林立的世界，常常不是赋予安宁，而更可能是无所适从的原因。看看现在的世界，“十字军东征”硝烟弥漫，而杀害主张和解的拉宾先生的居然不是敌对宗教的信徒，而是本族本教的不同教派的凶徒，怎不让人感到一切的一切之“不确定”呢！

因此，在人世生活中真正让我们感到能够托付，感到具有确定性的，只有法律而已，因为法律是确定的，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一体奉守的，必须要去执行的。所以这是一个把我们的信任，把我们关于生活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样一种心理期待、理想追求投射到这一实体上来的过程。我们都相信你是个好人，连你自己也相信，而且真的照此行事，你就是个好人。就好比说一个人做了一辈子伪君子就是个真君子，就是这个道理。法律信仰也就是这么回事。——人民之免于恐惧的权利，要求法律赋予现实人生以如此规则性和可预测性，亦即要求做出此种“拟信“与“赋信”。也就因此，“法律信仰”这一命题不是什么“神圣论述”，其所赖以立基的也不是什么“独断论述”，而恰恰是法律理性。

接上面的话头。这里还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在于，我们此刻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从西方意义上来讲，经历了理性启蒙，又经过了所谓后现代思潮，不管在中国是否真的有这种后现代意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被裹胁进这一时空，面临着诸种冲击和冲突，则是不疑的事实。以“法律信仰”这一进路希望对中国法治建设有所帮助，实际上暴露了一种尴尬，即实践层面的、制度安排层面的各种手段都使用了还没见效，于是我们发现可能从心的角度，从诸如所谓“法律素质”的修养这样一些角度进入，也许未尝不可以有一点点作用。具体有多大作用？很难讲，但总归有些作用。——相信有此作用，这也是“法律信仰”的内容。

至于中国传统中是否存在一种超验的神圣之维，从而为此提供心性基础或者文明基础，则牵连广博，非一言一语所能即刻断定。好在新儒家的阐发，老中国人自己的文字，都在那里摆着；乡民们过日子的常态，我们自己的内心冲突，都还能看到，也能有所感受。——去看看好了！去感受感受好了！[1]

[1] 2005年11月5日，星期六，中午。走笔至此，全文杀青。扭开电视，打算胡乱看看，让自己歇息一下。正好中央电视台“新闻观察”栏目正在播报吕福山的命运故事。吕福山进城务工，在西安蹬客运三轮车谋生，屡遭恶则侵害，被迫诉诸公堂。在一、二审和再审均告败诉的最为困难之际，吕福山“上书”最高层。为什么如此“犟”？他说：“我相信法律！”笔者观此，内心极为震动。——这不就是“法律信仰”的活生生的例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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