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真情杰作

女皇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真情杰作

方 越

爱情，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以情感相悦，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心气犀通为基础；其次需要包括性爱在内的和谐默契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生儿育女、家庭责任、事业协作、人际成功等等智慧与能力相维系。这样包含着“情”的力量与“和”的力量的爱情，才会有长久的魅力。

读乾陵与乾陵文化相关的史料，我发现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之间相知相爱，夫妻情深，志同道合，互相搀扶，同仇敌忾，共图大业的持久爱情，是他们人生与帝业成功的根本，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二圣临朝”和唯一女皇执政成功的根本。我把他们独一无二的爱情称之为“圣爱”，是因为圣爱是高宗李治在位34年和武则天当皇帝16年，并取得丰功伟绩的内在力量之源，智慧之源，成功之源。圣爱对他们而言，是成就一对夫妻、两个皇帝的生命强大之本——不仅是起根发苗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震撼历史的过程和辉煌壮丽的结果。

在唐初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知心情侣、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女皇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真情的智慧培养、塑造的杰作。不管以儒家色彩涂抹的历史怎样把武则天“恶魔化”，同时也把李治“平庸化”；也不管未谙史实的人们提出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据史求实地认定：这一命题是合乎史实的，因而是正确的。

首先，李治给武则天以情感的哺育与精神的援助。《唐会要》卷三记载，“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在礼法森严的宫廷，太子李治敢于跨越宫规和道德伦理的底线，钟情喜悦武媚娘，这份难得的“悦之”真情，对处于后宫弱势地位的武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援助和精神支撑。女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男人的爱。我们看那段历史，对武则天一生影响最大的主要三个男人：一是其父武士彟，让她有一个“开国元勋”后代的政治背景，后来被封为“周国公”，成为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资本；二是太宗李世民，把她召入宫中，亲赐她“武媚”的名字，作为才人在宫中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侍奉太宗达十二年之久，太宗刚毅、果断、英烈、大气的性格和处事风格，武则天耳濡目染，影响熏陶当在情理之中；太宗力倡妃嫔和女官读书、写字、吟诗、习礼仪，对她学识的长进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更是自不待言。三是高宗李治对武则天人生的信念发展、命运的转机和一步步走向成功，影响是决定性的。她虽然在太宗身边有十二年之久，但却没有生育，推测当年在宫中很少得到太宗宠幸的机会；而且，当才人十多年也没有晋升，可见她很受冷落；尤其在贞观末年，宫内发生“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迷信和谣言，对她的

猜忌、怀疑、监视、提防、幽禁，让她处境岌岌可危。而正在这隐忍难耐、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有了太子李治真情知己的拯救，她的精神才不至于崩溃。即就是从攻击谩骂武则天的骆宾王《讨武曌檄文》中所说，武则天“狐媚偏能惑主”，“陷吾君于聚麀 ”（陷害皇帝像入牝鹿之群一样乱伦）等言语来看，至少说明太子与才人之间的情爱是真诚可靠的，是非同寻常的。以至到太宗宾天后，武则天不得不去感业为尼，临别时，已做了皇帝的李治向她发誓“誓不忘媚”。这种忠诚、执着的爱情，发生在仁厚、孝慈、多情的李治身上，不仅给武则天以坚持的信念与信心，而且给以极有盼头的希望，让武则天获得了巨大的自信和力量。

其次，李治给武则天以情感的丰厚补偿和人生命运的转机。有了“上悦之”，武信之，牢靠的感情基础，在感业寺为尼的武则天对李治思念不已，吟成《如意娘》，以表心迹；而在宫中佳丽群里的李治对武则天也从不忘怀。永徽元年（650年）为太宗过周年，要到佛寺进香祈祷，长安城有名寺庙很多，李治为借进香之名会会武则天，偏就选定了感业寺。《唐会要》记载，“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两人激情对泣，恩爱更深。从此，李治冒着违犯宫规和议论纷纷的风险，到感业寺幽会武则天，还让武则天怀上龙子李弘，接着就名正言顺地接武则天回宫，把情感补偿和命运转机，一起给了武则天。在李弘四岁时就封为太子。母以子贵，不久就封武则天为二品昭仪，在嫔妃中提高了武则天的地位。史书和后世研究者，将武则天“二次入宫”的原因，归结于王皇后与萧淑妃之间争宠而策划、怂恿李治召进武则天，以之牵制压抑萧淑妃，后来导致武则天在王、萧、武三方角逐中，独占李治之宠。这种说法似乎合乎女人争风吃醋的本性，却忽略了皇帝李治在其中的决定因素。王、萧、武争宠只是外因，而李治与武则天之间恩爱真情才是内因。王皇后始则看李治的意向、眼色行事，顺着皇帝的心思办事，企图邀宠，并显示皇后的大度；继之，待她斗败了萧妃，后来发现李武之间无缝可插、无隙可乘时，转而又联合萧妃反对武则天，“递相僭毁”，公然忤逆皇帝的意图与心愿。自作聪明的算计与假意谋划的作秀，遭遇李武真情的堡垒，王萧“窝里斗”的失败，就成为必然。

第三，李治给武则天以人格的平等和崇高的地位。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失败，从史料看,一是因为她们倚杖身后世族政治背景作资本，把夫妻情感问题纳入冷酷的政治圈子；二是她们一味争宠，陷于极端自私和狭隘，只会从一厢情愿的眼前利益出发，与皇帝心理冷战，企图征服皇帝，根本不理解、不尊重皇帝，表面的、技术性的温顺也就成了令李治生厌的虚情假意；三是她们在情感问题上极端无知，低估了武对李真情实意的力量，企图以许多非情感因素（比如武则天是先

帝才人、曾经为尼形象欠缺、门第不高、宫廷内外没有自己的势力、地位又低下等等）来诬陷、打击武则天，离间李武之间关系。而武则天懂得爱情是无私的，负责的。她对李治的感恩与依赖，对李治的体贴与温顺，对李治的理解与默契，对李治的真诚与善解人意，是专一的、至真至善至诚的，把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魅力，无私地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以她坎坷阅历与人生的独特感悟，特别是在宫中侍奉两代皇帝，与众多嫔妃打交道的历练和智慧，倾心侍奉李治，在真情实意中，又不失对宫廷斗争的稔熟思考，对情感斗争的理性把握，很少情绪化、私情化的冲动，加之宽容、大度、超然、坦荡的心胸，这是王皇后、萧淑妃所不具备的。王、萧失宠与武则天得宠，决定的因素是李武之间的真诚情感，特别是李治对武则天的信赖和依赖。罗曼·罗兰说过，“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永远是她的孩子”。这大概是一条爱情定律，古今中外，帝王百姓概莫能外。对于恋母情结极深而又重情重义的李治，成熟、老练而又体贴的武则天，既是呵护他的姐姐，又是支撑、鼓励他的同道知己。他非常依恋、依赖武则天，不仅是人格、人性的强烈需要；而且是他同把持朝政、架空皇帝的关陇集团殊死斗争的需要。当了皇帝而未能真正执掌实权的李治，不仅需要贴心的知己，而且需要一个能帮他坐稳江山的助手。因之，李治对武则天不仅在人格上平等相待，给以足够的尊重；而且在政治上作为依重的力量，可以信赖的伙伴和马前卒。李治先从长孙无忌支持的王皇后下手，发起“废王立武”的政治斗争。这就把武则天推到政治斗争的最前沿。高宗先是策略地提升武昭仪的名分和地位，下诏要立她为“宸妃”，打破大唐命妇制度，在皇后之下，在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之上设“宸妃”以突出武则天，为“废王立武”创造台阶。这步棋虽因长孙集团保守势力的强大而失利，但李治与武则天的决心更加坚定。经过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反复较量，李治“废王立武”的政治主张终于实现，亲手把武则天从幕后推到前台，把皇后的桂冠与权力双手交给她。“废王立武”之后，李治开始真正全面掌权，他可心的夫人当了皇后，皇后的儿子成了太子，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与皇家国事，进入一种完满的状态，这可谓他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情感的胜利，也是李治培养、塑造武则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第四，李治给武则天树立尊贵形象和威信，让她真正母仪天下。在修撰《姓氏录》，打破原来旧贵族体系，按照大唐“勋格”即功劳薄，抬高开国元勋文水武氏一族显贵地位之后；接着李治追封她的亡父为周国公，母亲杨氏为代国夫人，后又改为荣国夫人。父母尊贵，女儿也就更为扬眉吐气。为了进一步提高她的声望，李治打破以往只有皇帝躬行亲耕的礼仪，让武皇后也参与躬行亲桑之礼，显示她对农业的重视，做天下妇女的表率，美化她的形象。李治为推出武后的国

母形象，可谓情真意切。他亲自陪武后离开旧官僚盘根错节的长安，到东都洛阳去建立帝后一体新的政治指挥中心。显庆五年二月，他带武后从洛阳北上，巡游并州。并州是李唐王朝兴起的“根据地”，当年李渊在并州起兵，一路打到长安，建立大唐。李治携武后到并州，温习传统，缅怀先辈，意义非同寻常。而对武则天，更多了一层衣锦还乡，祭祖还愿的意义。皇帝李治给足了她面子，大摆宴席，欢聚乡俚，特别下诏对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五品郡君的荣誉头衔；给武氏亲族人等都赐物、封赏，让武则天家族备受皇恩，功成名就。特别是李治到泰山封禅时，不仅让武后与百官一起从驾；而且打破只有皇帝封禅祭天的惯例，在高宗“初献”礼仪之后，特地让武后率嫔妃宫人“亚献”，仪式隆重而热烈，帝后平等可谓并驾齐驱，这是史无前例的，从朝廷到天下，极大地提高武后的人望，树立起武后母仪天下的权威形象。

第五，李治给武则天创造施展才能的舞台与机遇，培养她打理朝政的能力。在“废王立武”，消弱关陇权贵集团势力的斗争之后，李治更加信赖、依赖武后。而对元老重臣他完全失去信心，太子又年幼，他就让武后帮他打理朝政。“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200）李治就这样把宝贵的参政舞台和机会给了武则天。为了让满朝文武臣服皇后的理政，皇帝李治首先实行和解、安抚政策，化解激烈斗争形成的派系对立和矛盾。除了在“废王立武”后大赦天下，还尽量与反对派怀柔和解。武则天深知皇帝的旨意，不仅不计前嫌，而且主动上表给皇帝，请求放过或嘉奖当时反对她的人，皇帝还把武后的上表，展示给武则天的政敌们看，表示高姿态宽容的大度。皇帝要与他的政敌和解，以求朝廷安定稳定，而让武则天上表提出，充当好人，展示武后的高尚品德和风格，可见用心良苦。只有这样以德服人，才能使她的权力变成权威。李治让武则天上表议政，让她出人头地，让她做出政绩，就是要让百官明白，他“废王为武”的选择是正确的，武后有能力，有资格帮他打理朝政。历史上著名的武后上书“建言十二事”，本质上是高宗李治的战略思想，而让武后上书提出，再由高宗颁诏实施。这样不仅肯定了武后的远见卓识，提出政治改革方略的重要意义；而且把武后的“建言”作为大唐的施政纲领，诏令百官按武后的政治主张，治理国家。这就向天下昭示了武则天的治国才能和政治智慧，树立起武则天与皇帝“二圣”并肩理政的核心地位。“建言十二事”推行的结果，使高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上开源节流，发展农桑，国力强盛；政治上开明纳谏，安抚下层官员，惠及百姓，深得民心；文化上提倡《老子》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