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

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

摘要：人类学纪录片作为纪录片中一种特别的类型，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它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纪录工具，可以记录人类正在或即将消失的文化，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也可以阐释不同的文化现象，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而人类学的很多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会给纪录片创作以启发。因此，学术界很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去关注人类学纪录片。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文化；环境；

“人类学纪录片”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从表述形式来看，人类学纪录片则又是鲜活的、形象的，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与一般纪录片相同。由此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与人类学著作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非凡类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一、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

“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

这个定义包含3层含义：其一是目的的表述，是为了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本质，研究是出发点，研究指导拍摄。其二是运用影视手段，影视手段是工具，是表达人类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媒体。其三是内容的表述，人类学纪录片的内容是人类学研究和人类文化研究，它包括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种繁衍、组织规则、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等等。

在英语里，西方国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有若干种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或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也有人把单纯纪录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论的影片称之为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主要在人类学界使用。

人类学纪录片伴随电影诞生而出现。据著名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的文章称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是法国人类学家瑞格纳特（Felix-Louis Regnault），他于1898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纪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诞生于1922年，由美国人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那努克》被认为是纪录片和人类学纪录片的开山之作。最早将纪录片用于人类学研究的是美国人格里哥利·本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36-1939年间他们在巴厘人的村庄进行田野工作时拍摄的关于巴厘（Bali）人的影片，将纪录片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并确定了现代人类学成果的最佳表述手段——一本书和一部纪录片。

“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人类学”较早，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来我国访问，这个片种才被介绍到我国”。

二、人类学纪录片的作用

关于人类学纪录片的作用，埃米莉－德－布里加德在他的“影视人类学史”中列出以下3条：

1、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

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3、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也就是说，首先，当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使用常规记录方式或观察方式无法把握时，它是人类学家辅助记录的工具。例如对于民间舞蹈和巫术或祭祀仪式等的记录。

其次，人类学纪录片也作为抢救人类文化的工具而存在，即前边所提到的 “民族志纪录片”。世界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文化急速变革，大量传统文化形式来不及保存下来，更来不及仔细研究，转眼便消失。假如不采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类将失去大批宝贵财富，同样对发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把电影电视这种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学研究大有裨益，于是，把眼光投向人类学纪录片，用影视手段来“抢救”人类即将消失的文化。

此外，人类学家利用人类学纪录片的直观可视形象性，将它用于横向的同时性跨文化对比，或纵向的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比如人类学纪录片《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一片，将这4个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对比研究。另外，本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和新几内亚儿童的竞争》一片中，将巴厘人和雅特穆尔人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进行了对比，表现两种不同文化的可比性。

三、人类学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

人类学纪录片在记录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也担负着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解释社会文化现象、保护文化遗产等文化使命。台湾影视人类学家王慰慈教授对影像在保存人类生活记忆和文化资产方面的潜力有较高的评价：“许多史迹都正在快速消失，若所有关怀文化的人，都可以拿起摄像机记录周遭的生活与记忆，将可以提升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关怀与思考。”

1．保护人类文化

人类学纪录片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就是“抢救”人类即将消失的文化，纪录正在变迁的文化。当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候，人类学纪录片承担起了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责任，同时影视人类学已经成为留存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我国历史悠久，每一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在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面形成各自的特点。各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因此后辈的人有责任保护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人类学纪录片更应担负起保护人类文化的责任。

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我国诞生以来，我国累计拍摄了关于少数民族各类主题的纪录片和民族志纪录片500部左右，这些作品分别有大学、研究所和电视台摄制完成，电视台是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主体阵营。电视台不缺资金和影像方面的人才，但是他们基本都未受过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拍摄视点和人类学家的角度显然不尽相同。而人类学者、专家集中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又因为资金、器材等问题无法长期从事此项工作。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为此应采取相应的办法解决此等问题。

2．参与人类发展的思考

人类学纪录片的题材很多是表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存状态，如《藏北人家》、《龙脊》、《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三节草》、《茶马古道》等，人类学纪录片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观察社会，通过视听语言让人们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生存状态，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不了解这些文化的人们，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现在，人类学纪录片不仅拍摄边缘民族，也开始关注西方民族的生存状态。中国人类学纪录片也从拍摄少数民族开始关注汉族生活状态，这是一个进步。生存方式选择必将对人

类未来命运产生影响，因此，人类学纪录片的使命不光是记录、研究，而是参与人类发展的思考，为人类提供更多样、更宽阔、更自由的生存选择。例如，《山洞里的村庄》及续集《最后的洞穴村落》，以人类学的视角纪录了村落的变迁，描述了村落的文化、农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乡村社会与政治、传统等方面的关系。

3．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

人类学家意识到其研究对象不可能孤立地自成体系，本土人群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常常同具体的地域联系在一起，与特定的生态系统、自然和文化资源联系在一起，环境与人息息相关，当他们的独特文化和认同的环境基础被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人的持续存在就受到了威胁。因此人类学纪录片不仅要记录人类的生存状态，也要关注环境与人的关系。

如纪录片《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最后的山神》描述了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聚居的环境。在鄂伦春族的价值观念中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循环的，周围的山川、树木、河流、各种动物和广阔的土地，是提供给他们衣食、安身、繁衍的物质依托，也是他们的祖先、神灵的居所，是他们精神上的家。但是随着主流社会现代化进程对小民族聚居地区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移民的急剧增多，鄂伦春族失去了传统生存环境，传统生存手段也就价值全无。结果引起了鄂伦春人精神生活的颓废，精神寄托瓦解。

人类学除了要关注与特定环境问题有关的知识以外，还应在另一个层面上帮助寻找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不仅弄清楚应当怎样对待环境，而且弄清楚什么样的价值观、信仰、亲属结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仪式传统会支持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行为。

结语：人类学因为运用纪录片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纪录片也应该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改变拍摄观念，拓展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① 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② 陈刚《人类学视野下的纪录片创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