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理论述评

式的横向或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网或企业链，以作为对大型企业的封闭式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的替代。因而，产业集群既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又克服了纵向一体化大企业代理成本和组织成本过高的问题。

四、克鲁格曼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前提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型分析了企业规模经济、市场外部经济、交易运输成本、工资等相互作用过程所决定的制造业的集群动态过程。马歇尔之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主流经济学中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经济地理学仍然在关注产业的区域集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理论①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鲁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开始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并对产业集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②）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来解释经济活动的集群现象，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的思想，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一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这一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即经济一体化的反义）。从直观上看，制造业之间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的冲动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产业集聚效应的力量称作“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另一方面，厂商具有内在冲动集聚在一起生产，形成产业集群，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名义、实际工资均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受工资的诱惑而向集聚区内迁移，这一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后向联系”。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与要素流动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向心力导致两个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区演变成一个核心与外围的产业集聚模式，其中的关键是保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高度弹性。模型的结构内容是，两个地区与两个部门，两地区最初是完全相同的，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其中两部门使用的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同一地区内的农民不能向制造业部门流动，反之亦然；但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却可以实现跨地区的在同一部门内流动。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实：企业和产业一般倾向于在特定区位空间集中不同群体，不同的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地方，空间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专业化有关。这种同时存在的空间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的现象，是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被广泛接受的报酬递增原则的基础。当企业和劳动力集聚在一起以获得更高的要素回报时，存在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为产业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这种递增的要素回报只在集聚发生的区位的有限

的空间领域中表现出来。因为远距离的交通费用和空间通讯费用决定了这种净收益的增长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被用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等级化的空间产业格局的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空间聚集模型假设工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在此前提假设下，区域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格局演化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产业空间聚集。这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克鲁格曼的工作实际上为主流经济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产业空间集聚形态的多样性开辟了空间，证明了经济发展中，“区位是重要的，市场结构对产业区位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影响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国生产组织中出现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和差别产品市场的不断细分，使得市场因素在地区间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市场结构的转变反映了地方专业化的趋势。”①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贸易壁垒也可以改变产业分布的现实格局，不过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导致政策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群发展所依赖的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克鲁格曼将最初的产业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②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因此不存在空间上各要素报酬趋于相等的自动均衡，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内部的和外部的规模经济，给集群内企业带来的集群外企业无法取得的收益诱使集群外企业纷纷携带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向集群靠拢，使得路径依赖更为强烈。由于外部经济规模的存在和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进入的企业可能面临着更多的成本，产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来的企业往往可以免费享有这种外部性。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指出: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产业集群中的外部规模经济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种开放经济的状态，是各国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和他的“新贸易理论”是吻合的，即各国的贸易优势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克鲁格曼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他第一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观点的不足。

克鲁格曼的理论强调历史、偶然事件以及制度的重要性，认为集群往往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导致的报递增的结果，技术创新带有偶然性，来源于产业集群区域的文化、创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励机制的制度环境。技术创新为本地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借助于制度创新提供的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增长点就会凭借技术溢出、知识溢出等报酬递增优势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产业。图4总结了克鲁格曼关于产业集群的过程机制。

图4产业集群的双重循环集群模式

克鲁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经济地理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断地拓展这一逐渐走向经济学主流的研究领域。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沃纳斯伯尔(1996)从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促成集聚，即通过制造业中间产品“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促成厂商的集中而形成产业集聚而生产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的联系作为经济集聚的机制，其背后首先是生产要素集聚，正是资本和劳动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上：在一个区域内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因集聚而造成的分离导致城乡分开；一个国内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特定地域内范畴的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在国际范围内，某种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沃纳斯伯尔(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

（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垄断模型(two-stareduopolymodel)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

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从拉马克主义的(lamarcism)意义上说，厂商和其他组织作为积极活动的主体，不但使它们的经济行为适应外部环境，而且它们也同时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地区区位的一般因子对新产业的布局有着重大影响，但是，正是由于新产业的创造性过程将地方一般化要素转化为特定化要素，使该地区产生了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产业吸引力，从而导致产业集聚自我循环累积下去。因此，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不是一个主体决定过程，而是一个常常带有经济活动主体无意识影响、外部经济城镇化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在竞争中获胜保持领先地位的地区并不一定是起初经济最有效率的地区。波斯玛和兰布（Boschma&Lambooy,1999)认为，偶然性事件和规模收益递增，与环境选择相比较，更有利于解释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的形成。沃纳斯伯尔（Venables,2001)认为，新技术改变了地理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我们对地理的依赖性；地理仍然是国际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诺曼和沃纳斯伯尔（Norman&Venables，2001)探讨了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研究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关系，产业集群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数量太多而规模太小。克拉夫特和沃纳斯伯尔(Crafts&Venables,2001)探讨了产业的区域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弱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认为尽管缺乏高质量的制度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视地理集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Ottaviano,2001)综合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与以罗默（Paul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E.Lucas，1988)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①,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

②(CircularandCumulativeCausation)”。也就是说，企业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的扩大与地区企业数量相关。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Ottaviano,2001)认为，一旦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开始发生，那么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其实，即使在没有技术外溢效应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创新活动和中间产品投入部门的市场相互作用，经济自发力量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自我强化的不断持续。并且，针对初始禀赋相同的两地区来说，一旦产业集聚开始发生，那么空间稳定均衡的结果便是创新活动的完全地理集中，生产活动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区。藤田和克鲁格曼（Fujita,Krugman，2004)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共享模型中，劳动者被假设为同质的，这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劳动竞争(labourmatching)模型中，劳动者被处理为异质的，这更符合现实，从而厂商在技术空间中能异化它们的技术，增加劳动资源配置的市场浓度，通过竞争外部性导致集聚经济的产生。Ponsetal.(2004)用Crozet(2004)的方法研究了西班牙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国内移民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依运输成本而呈非线性变化，演化的轨迹表现为典型的倒U形构造，在全球化过程的中间段，产业结构表现为高度集聚，国家间的经济差异最为显著，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发展乃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不少学者尝试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产业集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