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理论述评
韦伯把产业的市场集中和空间集中作为产业集聚经历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产业集聚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同类企业的出现。这时,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韦伯的第一阶段论相当于内部规模经济,而第二阶段论则与“马歇尔外部性”相似。与马歇尔不同的是,韦伯认为,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把产业集群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设备的发展。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会促使地方集中化。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合的劳动力组织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专业化,因而促进了产业集群化。第三个因素是市场化因素。韦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第四个因素是经常性开支成本。产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韦伯还从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两个不同的途径分析产业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
韦伯探讨了产业集聚优势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是,由于韦伯的集群经济理论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以成本分析为依据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工业地域结构,所以他没有考虑垄断价格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然而韦伯的理论过分强调企业主的利益,忽视地区经济效益。而且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韦伯却将其抽象掉了,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而,韦伯的理论不具有产业集群理论的一般性。 三、科斯、威廉姆森等的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罗纳德·科斯(CoaseR,1937)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TheNatureoftheFirm)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来的。他认为市场运行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两项内容:(1)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的费用:企业搜集有关交易对象和市场价格的确定信息必须付出费用。(2)谈判和监督履约的费用:为避免冲突就需要谈判、缔约并付诸法律,因而必须支付有关费用。科斯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他进一步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CoaseR,1937)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①。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
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斯科特(Scott)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于1975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了《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界定了交易费用的市场组织分析方法,提出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即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三纬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的决定。威廉姆森在1975年出版《市场与科层》中写到:“在以完全竞争市场和一体化的企业为两端,中间性体制组织介于其间的交易体制组织系列上,分布是两极化的”。如图3所示。这里威廉姆森承认了在中间范围内的交易不仅越来越常见,而且还相当稳定。那么这三种体制组织如何确定呢?威廉姆森(1979)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一文中指出,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交易特性高低程度不同,与其匹配的规制结构也不同。当这三个决定因素程度较低时,与之匹配的是体现古典契约关系的市场规制结构;当三个变量较高时,与之匹配的是统一规制结构(企业)。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被其称为“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的中间经济组织形态。“中间性组织”的存在是组织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称“生存能力”)内生决定的。科层组织可能带来协调成本过高导致的规模不经济,而市场组织则存在交易成本过高则导致的市场失效的危险,在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必然存在着大量不同类型的“中间性组织”。在威廉姆森看来,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中间性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比市场更有效、比企业更灵活地协调生产。每个企业都根据自身能力从事分工活动中的某个阶段,因而在生产上存在相互依赖的企业需要进行合作与协调;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依赖很多的资源,企业从企业外部获取资源需要同其它企业进行合作与协调,以降低竞争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间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的不同匹配,决定了产业集群组织存在的效率边界。然而在威廉姆森的分析框架中,中间性组织并未取得与时常和企业并列的概念。 图3市场组织、中间性体制组织和企业组织关系演变图①
威廉姆森(1977)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1)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而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2)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要付出的费用;(3)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
的费用和机会损失。交易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经济环境状态下交易的可预见程度。威廉姆森认为,在交易非专用性的情况下,由于新的贸易关系很容易进行重新安排,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还不会对交易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对交易产生严重的影响。交易频率是指在特定时期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为建立一种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而非一体化的专门性规制结构,如双边规制结构或多边规制结构,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即是否是有效率的安排。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是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还是建立统一性的规制结构进行一体化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AssetSpecificity)是指“资产在没有价值损失的前提下能够被不同的使用者用于不同投资场合的能力”(威廉姆森,1989)。具体地来说,资产专用性可以分为五类:(1)地点的专用性;(2)人力资源的专用性;(3)特质资产的专用性;(4)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的专用性;(5)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一起决定着交易成本的高低和治理结构的选择。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使得企业间交易的依赖程度增强,一个企业对某一交易关系的依赖性越强,说明该交易关系中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越强,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缔约后违约的风险就会加大。威廉姆森(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在威廉姆森的分析中,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可能影响有三种:一是在修订契约中出现机会主义式的讨价还价;二是双方对价格达不成一致意见,交易中的一方要么被迫接受不利的交易条件,继续使用专用性资产,蒙受利益下降或成本上升的损失;三是要么将专用性资产作次优使用,承受谈判失败导致的战略性失败的风险。威廉姆森(1985)并且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他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在这之后,威廉姆森(1994)又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威廉姆森认为,在交易非专用性的情况下,由于新的贸易关系很容易进行重新安排,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还不会对交易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对交易产生严重的影响。交易频率是指在特定时期交易发生的次数。交易频率对交易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建立一种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而非一体化的专门性规制结构,如双边规制结构或多边规制结构,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即是否是有效率的安排。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是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还是建立统一性的规制结构进行一体化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交易的频率。
斯科特是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比较成功的学者。也可以说,他是对科斯和威廉姆森用交易分析经济组织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斯科特强调,当交易成本与生产(和运输)成本相互作用时,交易成本成为了解生产集聚的理论基础。斯科特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增长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斯科特概括交易成本和集聚间的关系,认为产业集群主要源于生产中的分工、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以及地方化发展中内生性出现的集聚经济。垂直分离过程预示着产业联合体的产生,这取决于公司间或工厂间交易联系组织结构。他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离的空间经济结果。当企业企业垂直分离时,经济中外部交易活动的水平增加,由此将促进那些有强烈愿望和经济联系的生产企业相互向集群区域集中。反过来,大量生产企业的集聚会极大地降低外部交易的空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两方面的经济效果:一是企业搜寻和续约成本的下降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垂直分离;二是投入的需求的高度非标准化以及生产企业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也加剧了企业的垂直分离。因此,企业垂直分离强化了产业空间聚集,产业空间
聚集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垂直分离。而且,斯科特还认为,在社会分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大大增加,企业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成正相关,所以企业通常有近距离寻找交易伙伴的愿望,从而促成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
杨小凯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市场组织替代市场组织。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杨小凯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结合在一起,认为,分工和交易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指出“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的深化产生专业化经济,也带来了交易费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会陷入两难冲突。一般来说,分工的实现,分工速度与分工水平的提升,要以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降低为前提,而降低生产费用与交易费用则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组织费用来实现。在专业化经济不变的条件下,降低交易费用,就意味着提高了分工水平。企业、市场、契约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高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内分工来实现的;如果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效果低于市场和契约,产业演进就是通过企业外分工来实现的。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因此,专业化生产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初始条件,精细的分工对于产业集群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产业集群由于从事相同与关联服务产业的人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很容易在集群内找到很专业化的人力与投入因素,实现了企业对劳动力的柔性需求,企业可以以最优的价格得到最专门化的服务。
按照科斯、威廉姆森、斯科特、杨小凯等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企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中间性组织理论形象地将这种“组织间协调”称为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并且将原有的企业和市场二层次分析框架提升为市场、中间性组织和企业的三层次制度分析框架,从而较好地弥合了传统抽象理论研究和现实世界脱节的鸿沟。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当把交易费用这个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放入产业集群中来进行探讨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地理上集中的含义意味着集群内企业拥有共同的制度、文化、社会环境,而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地理上的集中自然意味着消除或大大减少因为空间距离产生的交易费用;第三,集群也是信息的集聚,同时,集群本身就具有网络化的特性,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于是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四,集群内企业长期合作,内部信誉体系比较完善,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交易费用也大大减少。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关系,彼此之间因为长期是正式合作以及非正式交流而形成信任,部分抵消了纯粹市场关系中的机会主义和未来不确定性,减少了市场风险。产业集群通过专业化的分工、协作,在产业群内形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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