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

整本身带来了经济增长呢？因此，重庆直辖后的经济增长中，不能忽视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的因素。

重庆直辖，是中央希望作为西部重要节点的重庆，能够在将来发挥西部火车头的作用，带动长江上游地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地区经济战略地位的提升，产生了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然而，国家经济战略一般具有长期性，决定了产生经济效能是一个长期和持续的过程。同时，在重庆直辖之后的10年里，中央交办的4件“大事”是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这4件“大事”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的综合转型，而不是直接的经济建设。直到2007年的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3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2007年6月，重庆进一步被国家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根据国家对重庆赋予的定位和政策历程来看，重庆直辖10年里，并未享受完整的经济发展政策优惠，这与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具有差异性。这反映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会越来越少单纯地赋予某一地区超国民的经济增长优惠政策待遇。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批设更是体现了这一点。经济特区主要表现在经济对外开放，对于体制改革意义不大，通常情况下着重吸引外资，以增进当地税收，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而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注重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体制改革和创新，以求全面发展，力图带动周边地区的联系和共同进步。综上所述，重庆直辖之后并未享受完整的经济政策优惠，其所突出的经济增长表现很大程度上源自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国家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了对西部12省区的支持和投入力度。这一因素的作用可能会与行政区划调整所产生的影响混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不恰当的结论。不过前面的检验恰可以证明在考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干扰后，重庆的经济增长在直辖之后仍然有更好的表现。在“进一步考察”部分，以1997年作为考察分界点，重庆和四川1997年后的经济增长路径明显不同，而这两省区都是西部大开发的省区，享受类似的中央支持的政策，譬如“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一税收优惠政策，两地皆可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优惠政策的地区将会取得更好的经济发展。因此，前一节的检验结果部分地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重庆直辖之后，中央加大了对重庆建设的支持力度，这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中央直接投资上。重庆直辖十年中，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隶属关系可以分为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固定资产投资。1997-2007年间，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4.3%，年均增长19.2%，增长呈现前高后低态势。1997-2007年间，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直接拉动重庆经济增长1.04个百分点（名义）。为了分辨重庆直辖之后是否比其他省区得到了更多的中央投资，我们选取了西部另一重要省区陕西省作为比较省。1997-2007年间，陕西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8%，低于重庆4.4

个百分点。从增长率来看，重庆直辖之后得到了中央更多的直接投资，我们需要考虑这一因素的作用大小。我们假设1997-2007年间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8%，并动态地重新计算重庆的中央固定资产投资序列，再计算重庆的名义经济增长率，发现每年的名义增长率减少了0.22个百分点。我们前面测算出重庆直辖之后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提升了0.66个百分点，在考虑中央的直接投资效应之后，重庆行政区划调整之后仍然有较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重庆直辖之后，中央加大了对重庆建设的支持力度，还体现在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支持上。我国的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中，中央本级收入大部分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形式补助给了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入并用于安排地方财政支出。中西部地区本级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财政的平衡状况可表示为“地方本级收入＋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本级支出＋上解中央支出＋地方财政结转和结余”，依此可将“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解中央支出”作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1997-2007年间，中央对重庆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27%，为了分辨重庆直辖之后是否比其他省区得到了更多的中央财政支持，我们直接选取了四川省作为比较省区。1997-2007年间，中央对四川的财政支持年均增长也是27%。1997-2007年间，重庆的当年地方本级收入年均增长23%，四川年均增长18%。重庆的“中央财政支持／当年地方本级收入”年均值为1.07，而四川更高，达到1.13。因此，重庆直辖后在财政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未与其他省区存在重大差异。此外，重庆的地方本级收入有着比四川更高的增长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以及财政自主权扩大的积极效果。 不可否认的是，政策优惠和区划调整的效应彼此相互影响，是难以完全分离的，完全区分这两种效应也是不可能的。经过上面的分析，中央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的确加快了重庆的经济增长步伐，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其突出的经济增长表现，因此可知合理的行政区划升格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五、结论性评述

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频繁进行，关于在省级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思路也屡有理论探讨，省级层面也出现了少量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调整会影响许多经济发展的因素和格局，因而行政区划调整究竟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利用重庆直辖的案例，我们第一次实证分析了省级层面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将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经济活动看作是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一次实验，首次采用项目评价（Program Evaluation）文献中最新出现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估计了大四川行政区划调整对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重庆地区，

而对新四川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考虑了中央的优惠政策与资金输入支持后，重庆行政区划升格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仍然存在。本文从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地方官员政治激励与地区竞争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合理解释。

上述发现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启示：省级行政区划调整，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将一个省区一分为二，需要协调两个新省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平衡两地的经济实力，甚至要考虑到对其他地区的外部影响。行政区划调整需要与行政、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我国的地方经济增长竞争往往带来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等问题，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单位需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单位，中央也需要给予其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试验机会，中央和地方都应该着眼于长远和大局，合理赋予和运用这些政策和机会。这些启示，也部分阐析了为何过去20年间只有重庆成为新的省级行政单位。总之，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影响是复杂的，应该深入论证和慎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