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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在韩非子看来，由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当官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人人争着当官。而在古时候，尧为天下之王，但住的是茅棚，吃的粗粝的粮食；禹为天下之王，亲自耕田治水，腿无毛，股无肢。后代的一个小小县令，当世荣华，死后荫庇子孙，所以古代王者可让，今者县令必争，原因在于“势重也”，“财多也”。所以再拿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尽管韩非子未能从生产方式的变更角度，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变迁原因，但他能看到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这两点，已经是十分可贵了。从人类社会自身因素的变化和人的物质需求变化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变迁，基本上摆脱了天命鬼神观，标志着先秦时期人的理性觉醒的水平。

总而言之，韩非的社会思想十分丰富。我们仅选择了其中最突出的思想。他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家中，比较系统、全面地、完整地阐述了社会外在、硬性控制系统——法、术、势的统一，并能从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的角度阐述了人们的交往原则。他第一次深刻地揭露了私有制条件下人际关系中残酷的一面。他的社会变迁思想也为后代进步社会思想家所一再称道。只是由于某种认识上的偏见，这位社会思想家一再被误解为残酷的阴谋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至上主义的幽灵在作祟的结果。

3、“法、术、势”统一的社会控制论��

生于战国末年的韩非，其社会控制思想十分符合当时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需要。在三四百年的诸侯争夺战中，新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式已露端倪。如何来统治这样一个即将来临的庞大的封建帝国，思想界首先做好了理论准备，韩非子便是从事这一理论准备的诸多思想家中最著名的一个。怪不得秦王政在读了韩非的著作后，表现出迫不及待的心情：“寡人得与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为了获得韩非，急发兵攻韩。那么，韩非子的思想到底有什么内容而如此令秦王拍案叫绝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提出了“法、术、势”相统一的系统社会控制论思想，下面，我们着重分析这一社会控制思想。

(一)法

按照韩非自己的定义，“法”，就是“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便是地道的成文法。“法”要明显、清晰，使人一望知，不能藏于深宫。在春秋时，晋国铸刑鼎，打破旧传统，把法以成文的方式刻在大型的青铜器上，公布于众，使贵族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历史的进步。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诸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

“私”的内容很广泛，总而言之就是个人的利益和意见，是非理性的。就外交而言，如果一个国家释法而私下地与外国结盟，就像抱薪救火一样，只能是使国家更衰弱；也就是说，不力图从富国强兵入手，不整顿政治，而企图寄希望于盟国，那是要失败的。就国家内政而言，只有“去私曲，就公法”，才能“民安国治”；“去私行，行公法”，才能“兵强而弱敌”。“私”，即“私利”；一旦人主抱法处势，则大臣“有口不敢言私，有目不敢私视”，驱使人臣就如指挥自己的手足、身躯一样，灵活自如。人主本人“不私贤哲之臣，不私事能之士”，则“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治之至也。”因此，“立法去私”有政治公开化倾向，使一切在条文化、程序化的“法”下面依章办事。��

如何使“法”得到贯彻执行呢?即执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韩非子提出了“法不阿贵”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他说：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一“执法不阿”的铁面无私精神，十分难能可贵，比孔子、荀子的思想都要进步，而且更符合法律精神。可惜，这种原则难以实现，中国历史上只出现了“包青天”、“海青天”，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法”是人主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人之法。“法不阿贵”，但并不是今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保证“法”的执行，韩非子还要求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赏罚分明，循名责实；二是“奉法者必强”。“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

在“循名责实”的要求下，韩非子还主张严刑峻法，他认为人性都是自私的，“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无论贤与不肖，皆有私意。“智者有私词，贤者有私惠。”而“严刑者，民之所畏；重罚者，民之所恶。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可是，韩非子在“人性私”的思想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是荒唐的。如果不推行法律，实施法律的威严，人主的尊严就不能体现。这种粗暴的政治目的论，为富贵者、专制者辨护的思想是令人可笑，且须加以批判的。

虽然按照韩非子本人意图，是要“以刑止刑”。圣人治理国家，“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但由于“法”的标准并不是天下人所公认、经天下人讨论而制定的，只专门是为了如何巩固王权、封建君主一家大私有而设计的；因此，“法”

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这样，尽管他力求杜绝人臣邀功作奸的可能性，但君寡臣众，奸不胜防。而且这种责罚活动都要人去做，因而就无法保证其准确性。结果只能是滥杀无辜，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再者，这种无视人的尊严和人的内在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作法，是对人性的一种亵渎，因而也就从根本上难以行得通了。

有了好的法令，还必须要有好的执法人。韩非子看到了这点。提出了“人强则法强”的思想。因此，寻找强人，是保证法令得以实施的第二个条件。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当时旧贵族与新贵族的激烈斗争，最后较量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能法之士，智术之士，必须强硬劲直，否则难以与“当涂之人”、朝中旧贵族权贵相抗衡。韩非子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因为当涂之人：“官爵贵重，朋党又众”，并且又得君主信任。因此，要彻底扫除推行法治的障碍，必须要强硬无比的执法人员，因为这些人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这些“法术之士”，不是被当涂之人借“公法诛之”，就是被这些人所养的剑客私下杀死。在“势不两存”的激烈的斗争中，执法之士的强劲尤其显得必要。��

从整体来看，韩非的“法制”思想是可取的。而且也适应了当时历史需要。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重视外在硬性规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设的思想，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控制思想的一绝。其“法不阿贵”的精神，成为后来封建政治中少数正直之士的“执法信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术��

如果说“法”是人君针对整个社会而建立的一整套控制机制，以期实现民富国强兵盛，那么“术”则是人君如何控制在大臣，以保证实行控制的控制者系统灵活地听从调度，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过去，人们因为韩非子讲术，把他说成是阴谋家，事实上韩非是个地地道道的阳谋家。如果他真的谙于阴谋，就不会被李斯、姚贾陷害致死了。他讲术，是讲人君的统治策略、政治手腕，而不是一般的政治阴谋、人生阴谋，作为一个最高的统治者，是不能不讲统治术的。

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吕氏春秋·任数》篇解释说：“因者，君术也。”什么叫“因者”?按韩非自己的解释就是：“术者，因任(能)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因”，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事情，不夸大，不缩小。因此，“术”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阴谋，恰恰相反，而是要获得事实的真相。之所以要用“术”，韩非子有自己的说明。君主用术的目的便在于“知奸”。“??

主无术以知奸也，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一帝王者，法不勤饰千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至于为了达到“知奸”目的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如“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的确有不光彩的地方，但这只是一种方法，一种获求真相的手段。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种道德的眼光来评价政治过程中一整套复杂的程序，而要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来理解这些手段，并从他所要维护的大地主国家私有制社会结构特点，来理解他这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韩非子的潜在人性论的理论前提是“人是自私”的，国君以国为私，大臣以家为私，其他庶民百姓皆私一家一己。“利”之所在，“私”必欲之，每个人都很难守法公正，如实地按照上面的旨意去做。所以，国君要想避免“曲公就私”，违情邀宠，冒功请赏，掩丑扬美，就必须运用一套政治策略，为维护自己“以国为私”的大私有利益。在“人人自私”的人性论前提下，为了实现“以国为私”的大私有的利益和价值追求，“术”也就自然地成为一种政治控制手段。

怎么样来用“术”呢?概括起来讲，不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得高深莫测，使臣僚对自己可望不可及，若即若离，若亲若疏，使他们不敢放肆，不敢懈怠，不敢逢迎邀宠。如他在《扬权》中说的“若天若地，孰亲孰疏，能像天地，是谓圣人。”在《主道》篇又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由此可见，做一个大私有制的国君是很累人的。庄子说许由不愿当天子，可谓是歪打正着。这从反面亦可以看出，私有制政治是不合理的，专制政治是难以维持的，亦是违背人性的。

第二，君主要虚静无事，行无为之道，只有这样才能明察真情。所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这即是讲，作为国君应该虚静待物；“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做一个行动的旁观者，“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这是老子“君处无为之道”的政治思想的改装，从管理策略的角度看，自有其合理之处。不过，问题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国君的所做所为，大臣是不清楚的，只能靠揣测。因此，这种方法从实质上说，还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

第三，君主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不要把权势让给了别人。设法不使大臣与大臣之间，大臣与人民之间沟通。因为“朋党相合，臣下欲得，则人主孤；群臣公举，上不下合，则人主明。”这有一定道理。因为一旦政治势力结成朋党，他们众口一词，君主就很难听到真实情况。只有大臣相互不和，才会相互告发，人主才能“兼听则明”。他说：“大臣之门，难恐多人。”一旦结党营私，就无法控制他们。韩非子认为，国君统治术之一是使

“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但这种“破私”是不是就真的为了“大众”呢?否也!这只不过是维护国君一姓之“大私”而已。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一“大私”利益，相对于大臣、士大夫一家之“小私”利益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中多少含有整个民众利益在内。但这一“大私”相对于整个民众的利益来说，为维护这一“大私”而剥夺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利，鼓励人们相互告发，则不仅是十分专制的，而且是十分卑鄙的。��

总之，这一整套具体的统治“术”，有它合理的一面，又有它专制残暴的一面。当它用来杜绝朝中大臣“小私”，谋求一姓之国的“大私”利益时，多少含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而一旦它用来对待老百姓时，其合理性就丧失殆尽，暴露出专制残忍、阴险的特征。因此，对待封建社会的许多社会思想，大抵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要简单地否弃，也不能笼统地加以赞颂。

(三)势��

我们不排除韩非法、术思想中进步的、积极性因素，但说到底，这些手段都还只是为了巩固王权，加强专制控制服务的。因此，在韩非的社会控制思想中，特别重视势意义与价值。�� 所谓“势”，即是权力、条件。“势者，胜众之资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因此，“势”是执法用术的先决条件。韩非子一再强调“势”的重要性，他说：“立木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树非长也，位高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与无势也。”因此，“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如果国君不利用车马而徒步行走，那么必不能治服大臣，这就像驱鱼入渊，不可收复。一个聪明的君主，必然要“抱法处势”，这样就可以大治；“背法去势”就一定会混乱，“废法去势”就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可能性。既然“势”这样重要，如何守住“势”呢?��

第一、权势为人主所独有，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正如老子所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主张绝对的君主专制。

第二，要与法、术结合起来，否则不能守“势”。如前面所讲，要“抱法处势”。 按照韩非子这套控制论思想去统治社会，国君是十分疲惫的。事实上，历代封建君主的确是挖空心思去削弱相权、臣权，以实现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但这种建立在以“私”利为基础之上的社会控制机制，必然因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矛盾激化，而导致一次次历史震荡。每一次的改朝换代，社会的利益分配形式都不得不作一些调整。皇权加强了，但利益分配却相对地说来又合理一点。历史就是这样以沉重的代价，换取点滴的社会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