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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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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5/1 13:58:04

宋学勤: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 作者: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点击数: 27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28日

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精髓就是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其目的却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未来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它从不提倡为过去而研究过去,也不主张历史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宏观历史的抽象论述或构想上,而是注重微观实证与宏观抽象之间的有机互动。当前学界在个案与实证研究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缺乏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辩证思维。我们必须明确,问题意识的自觉生成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与最终目标,实证研究离不开思想引领,寻求个案实证与理论抽象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提升历史认识成熟度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个案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 实证研究 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众所周知,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而出现在西方史坛的,他们虽然反对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但并不否定史料与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坚决反对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历史观。与年鉴学派一样,植根于近代实证史学基础之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史料的重视和实证研究的能力绝不亚于任何时空条件下的史学家。重视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重要特色,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的著作中体现得较为充分,此不赘述。当前学界对个案与实证研究较为重视,这是非常可喜的学术取向,但从科学运用这一方法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厘清,以助力历史研究的良性发展。

一、问题意识的自觉生成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与最终目标

实证研究要有清醒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包括历史学科在内各个研究领域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对其如何回应,给出什么样的回应,直接决定着一个学科或

者研究领域的价值取向和发展命运,是一个带有根本性且必须给予确定性回答的问题①。为此,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在面对“问题意识”时,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法国史学家费弗尔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在‘科学指导下的研究’这个程式涉及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这就是: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②这就道出了学术研究的真谛,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唯具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才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缺乏问题意识,任何研究都将丧失其展开与推进的合法性。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更深刻地指出:“历史同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景象。它总是在运动,编织出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而且能够依次呈现出千百种纷繁矛盾的外表。人们怎样才能对付如此复杂的活生生实体,并且分解它,以便把握它,至少把握它的某些部分呢?”③研究者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其所提出的问题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直接关系着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关系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当我们在确立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问一下“问题”的意义在哪里?某些较为推崇个案研究的学者常说,他们不想讲意义,就是为了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无可厚非,历史就是叙事,但为什么有叙此事而不是彼事的选择,这背后的动因就是“意义”所在。还有学者说,我研究历史纯属于个人兴趣。那么,著述之时,作者大多要谈论的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对这个历史事实发生兴趣,兴趣何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事实上,当一个史学工作者对某个历史事实发生兴趣时,也并非立即投入自己的研究活动,他必定首先考虑所欲研究问题“意义”之所在。如果问题有“意义”,那么他在历史研究中的兴趣是健康的,如果不是,其兴趣可能就被败坏了。这类事情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少见。胡绳、胡华等老一代党史学家将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诸多课题作为终身事业,至死不渝,从而在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至今仍然是我们认识和评价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的重要参考。他们所确立的“问题意识”,就是符合时代特征和治史规律的真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具有指导性意义。

然而,当前在党史学研究中,一些学者的“问题意识”却令人不敢苟同,放着许多重大的、对认识中共党史发展规律和创造新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选题熟视无睹,转而在领袖人物的床第秘事上大做文章,大肆渲染,还自以为发现了“独家秘籍”,殊不知,这是极其庸俗化的表现。只有当一个史学工作者自觉地从“意义”出发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时,他的研究态度才不是主观随意的,其研究成果才可能是客观、科学的。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④“意义”是每一个值得研究问题的内在属性。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研究都要

始于“意义”,又终结于“意义”。历史认识的三种形式,即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这既是三种认识形式,又是历史认识过程必经的三个层次。考实性阶段的史料辨析、史实叙述工作比较重要,但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的抽象性分析论证必不可少,而价值性认识则是最高层次的认识,它反映的也就是“意义”所在。陈寅恪治史的实证精神,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但其动机也是在“从历史中寻一个与现实极为相似的史实加以发明,因为只有找到与现实相应同时也与个人经历和情感能产生共鸣的历史现象,才更适于抒发自己真实的现实感受”⑤。简言之,陈寅恪选择史实的动机首先在于“意义”。有学者这样总结陈寅恪这一治学特色:“就方法而论,上承乾嘉考据学之遗风,而求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以考据为求证史实,解识史事之步骤,然而再就既证之史实,说明其意义,即所谓从史实中求史识。”⑥因为任何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历史中有所感悟,进而把握到对现时和未来人类社会都有价值的规律性认识。

研究“真问题”,拒绝“伪问题”。史学的现实性品格决定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关怀之上的。钱穆曾论证了史学家所必备的四个方面素质:“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嘹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抽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⑦近年来,学界由于盲目追随西方学界“问题意识”的热潮,出现了大量的“伪问题意识”。一些学者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缺乏应有的学术关怀与学术敏感,而紧随国外学界的热门议题,美其名曰:注重与西方接轨,殊不知,这并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尽管当今全球化势不可挡,但社会的完全同质化(西方化)是不可能的,很多地方的发展状态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双方的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西方新潮所关怀的核心问题,是从非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无视自身的国情,亦步亦趋地追随所谓的“新议题”,或许较难蒙其利,而要先受其害,走上“歧途”。因为西方学术界以西方为中心,所提出的一些议题,不是没有意义,但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看到,有些学者弃一些重大问题而不顾,津津乐道于性别革命、个别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等西方学界的一些热门议题上。

就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问题域来看,有无数的重大课题有待学者去开拓。我们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学界“问题意识”的热潮,而要质疑这些从非中国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是否与中国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真实问题相一致。每

一位历史学家都是特定时代与特定环境的产儿,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很著名,很渊博,也有很好的思维路径,但他们自己毕竟根植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根植于其国家与民族文化氛围里,有着自己独特的“洞穴”,所以也就会出现其个人的“洞穴假象”,其所追逐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真问题”是首先要考量的。我们应首先了解中国的历史,应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在世界所处位置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然后再来评析中国现当代所发生的事情。以党史研究为例,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⑧这一段话虽语出延安时期,但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不唯党史研究领域,远观整个学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随着中国学者与外界交往的增多,以各种形式发生相互影响乃是逻辑必然,但如果对于种种学术思潮只有被动接受的份,也就失去了作为学者最起码的学术判断力。再进一步深层探究,这种对于外来思潮的盲从,并非在学术能力上出了问题,而是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学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治学目标的逻辑使然。这种远离社会、不去关注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表现。

二、实证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理论指导,离不开思想引领

笔者曾在很多场合听到一些实证研究者对理论指导的不屑一顾,宣称“我是做实证的,不搞理论”,言外之意是“他做的是学术,别人都是空谈”,这是一种对历史研究极具危害的狭隘认识。诚如恩格斯所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⑨的确如此,每个历史认识主体在面对研究对象去选择历史史实时,都会在头脑中有“理论预设”。任何主体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都不会应用所有的历史史实,尽管史料搜集的基本原则是“竭泽而渔”,但运用史料的基本原则却是“精挑细选”。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深有体会:“假若某个人手头拥有一天内在全世界所出版的所有的报纸,又假如他得到保证说这里报道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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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 作者: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点击数: 27 更新时间:2016年10月28日 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精髓就是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其目的却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未来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它从不提倡为过去而研究过去,也不主张历史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宏观历史的抽象论述或构想上,而是注重微观实证与宏观抽象之间的有机互动。当前学界在个案与实证研究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缺乏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辩证思维。我们必须明确,问题意识的自觉生成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与最终目标,实证研究离不开思想引领,寻求个案实证与理论抽象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提升历史认识成熟度的最佳路径。 关键词:个案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 实证研究 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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