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三
在西南人类学研究实践中，人们对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探讨。20世纪前半期就有一些学者对当时学术发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有《西南种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1］、《论我国研究西南民族之今昔及其将来展望》［42］、《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43］、《贵州宗族研究述略》⑥等。然而，这些文章更偏重于成果介绍，在理论讨论上略有不足。
有些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分为北方、东南、南方、西南四个区域。［44］如前所述，西南地区在战前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重要区域。以西南为研究基地的也有华西大学（以葛维汉为核心）、四川大学（胡鉴民、冯汉骥、赵人儁等）等几支人类学研究团队，成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方面军。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34年起，拨出专款，在云南大学等校设立了边疆史地讲座。抗战军兴之后，大量研究机构迁到西南，西南地区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李庄等地一时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一批新的学术骨干成长起来，还有些学者战后留在西南工作，西南人类学研究的力量比较战前有了很大加强。
战时在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颇为活跃，各种理论学说争奇斗艳。人类学家相互切磋理论观点，吸收他人的长处，在实践中修正各自以往的观点。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学家在抗战之后无论在西南地区还是回到东部，都已经开始初露锋芒，甚至挑起大梁，在理论观点上互相借鉴的趋势更为明显，理论上的交叉更为丰富。 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实践中，许多学者注意了对人类学理论的探讨。在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考察范围主要是滇、川（包括当时另外设省的西康）、贵三省，亦旁及桂、湘、粤、西藏等。由于多由训练有素的专家设计和主持调查，研究者多为专业研究人员或相关专业大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来说，不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不是简单和抽象的理论推衍，而是基于具体实际资料的分析和描述，质量较以前有所提高，许多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如在对彝族的调查研究中就有不同的理论追求，其中以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罗民》等著作最为著名。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观点组织和分析材料，林氏以家族和社会组织为中心，关联到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生活，注重功能分析；陶氏强调姓氏、族源与崇拜物的关系；徐氏则注意对文化各方面的描写，兼及功能分析。各有特色的成果正是对实地考察总结分析的结晶。这些较为深入的田野工作为人类学在中国进一步形成学术特色提供了基本支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关于人类学中国化的重新思考。正是在理论与田野工作互动的背景下，中国人类学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范式。
从学科起步之初就强调并进行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为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广泛性首先体现在空间上，调查地域较为广泛，涉及西南地区各省，与全国范围的工作遥相呼应。调查范围广阔是广泛性另一方面的表现，从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上看，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各方面，也包括历史发展线索的追寻、体质测量乃至考古验证。深入性则主要表现在所注意和探讨的问题上，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较为具体，避免了一般化、表面化的现象。田野工作为中国人类学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研究骨干，这些研究者不仅在欧美和国内的大学书斋中学习了人类学理论，而且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文化研究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只有在本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才可能具有自己的特点。最早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形成了重视田野研究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几代人，为以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田野工作和研究实践中，中国较早的一些少数民族人类学家开始成长
起来。如苗族学者杨汉先在贵阳大夏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发表关于苗族和西南各民族文化与发展史的论文多篇。不过，在学术发展总体队伍来看，少数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在20世纪前半期仍是寥若晨星。
除了对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项目进行调查之外，一些学者开始进行当地少数民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当时许多学者在田野工作时，都兼顾到体质方面，把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的调查结合起来，以求搞清中国各民族的体质特点，发现体质差异和相同之处。中央研究院的历次调查中体质测量都占有重要地位，史禄国在云南的工作以体质人类学测量为主，陶云逵在云南的调查也是以体质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林耀华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一书中，他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论文［23］（P1）。马长寿等人对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进行了西部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如1943年暑期，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体质。［23］（P121）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仡佬族体质。 在田野工作中，许多人类学家注意到语言材料的搜集和分析。芮逸夫在对滇缅南段未界定民族进行调查时，记录了耿马傈僳族语文材料，然后从语音上加以分析，并与西方传教士创制的傈僳字母加以比较。［45］与此同时，以语言学为学科定位的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闻在宥（闻宥）、张琨、傅懋勣、邢公畹、高华年、袁家骅等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进行田野工作，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的黄金地，尽量加以发掘。 罗常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语文和傈僳、纳西、独龙、怒、景颇、白、苗等多种西南民族语言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张琨对川、贵一带苗、瑶、藏等族的语言调查、傅懋勣对纳西、羌、彝等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他们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他的学生邢庆兰（公畹）在云南罗平县境内的台语调查中涉及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这些资料搜集工作因在语言记录和翻译上的准确性而强化了其价值。
闻在宥关于西南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彝、藏、白、嘉戎、西夏等语言和彝、纳西等族文字及字喃、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民族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语，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牒、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46］他对其中的作斋经和作祭经进行了深入探讨，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作斋的全过程。［47］高华年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彝族中传播的关系，由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接触和民族关系。［48］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这些语言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结合，涉猎了人类学问题，将人类学理论与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结合，一方面从人类学理论出发，研究民族语言问题；另一方面由少数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人类学问题。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人类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西南人类学研究中，也注意了各民族文物的搜集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建立。1937年4月，吴泽霖参加京滇公路周览团去西南旅行时，沿途搜集文物、拍摄照片，在回沪后举办了一个公开展览。［49］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吴泽霖和其同事在进行实地调查时，也着力于各民族文物搜集，1941年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到1942年，共征集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41－1942年初，曾在贵阳举办了三次民族文物展览。［27］吴泽霖1941年到西南
联大任教后，又在云南组织一批人到各地进行调查，并征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
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是中国西南历史最长的人类学博物馆。1932年，在原该校博物部的基础上成立博物馆，由葛维汉担任馆长，进一步加强了对于中国西部古物及边疆各民族器物的搜集。1936年，该馆已搜集了3400多件藏族、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文物，参观者每年平均约有8000人。1941年，郑德坤继任馆长，改良馆内陈列，确定以研究边疆问题为中心，筹备成立研究室，以后又聘请冯汉骥、闻在宥等共商馆务，特别重视民族文物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藏品益加丰富，在该博物馆中有古物美术品、边民文物和西藏标本三类藏品共3万余件。边民文物以苗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文物最为丰富，包括日常用具、武器、乐器、宗教器物、民族文字文献等诸多种类，且多为制作精品，仅苗族挑花工艺品就有800多件，还有西南其他民族和国外其他民族的部分文物。西藏标本有喇嘛教器物、日常生活用品、乐器、酒器、装饰品等，是当时西藏文物搜集最多的机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依托该博物馆进行西南民族研究，成果颇丰。［50］
抗战后期，在人类学家的参与下，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制定了“征集边疆文物办法”。此办法规定宜征集的文物范围较广，包括汉文图书、刊物、报纸、画册、照片、地图和少数民族文字经典、报纸、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各少数民族的衣饰类：衣服、靴鞋、筒裙、帽和包头巾、羊毛披毯（有的民族称察耳窝）、腰带、背心、披肩及其他饰物、首饰（耳环、手镯、戒指、银钮等）、特殊饰物（藤圈、海贝、缨络等）；用具及工艺品类：猎具（弓、弩、刀、矛等）、农具（如木制的锄、犁等）、食具（如木碗、木盘、勺、竹编食盒等）、乐具（葫芦笙、口琴、象脚鼓、大钵、喇叭等）、工艺品（制绣、织剪、羊毛制品、竹木制品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制或特殊的用品；宗教用品类：佛像及其图腾代表、宗教绘画、献神装饰品（佛伞、佛幡、佛幔及其他献神用品等）、其他特殊宗教品（如铜鼓、孔明灯、赕佛大幡、狮象等）；物产标本和古物、金石拓片。并规定所有征集到的文物都要填写统一的类卡，写明汉名、当地人所用名、采集地、采集时间、使用或制造的民族、采集人与捐赠人等项，以便进行整理。
在20世纪前半期西南人类学研究进程中，中外学者之间保持了较频繁的互动。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年）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地区为湘、黔、云、川等地，涉及苗、布依、彝、瑶等族，考察了诸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各族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事后根据调查编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此次调查使他意识到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始尝试通过考察各民族文化来研究遗留下来的古物遗迹。鸟居龙藏以中国作为研究基地，不仅由此成为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对中国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苗族调查报告》被国立编译馆译为汉文，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史禄国对于云南的体质人类学测量，尽管没有能够完全展开，后来也没有发表更多著述，在他整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体系中却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研究实践中形成的从体质人类学开始再扩展到文化人类学的教学思路，影响到费孝通的学术成长。
抗战前后，也有一些外国人类学家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Inez de Beaulair）1940年来华，曾在贵州等省对苗、仡佬族进行过田野调查，调查的地区包括贵州安顺、镇宁、郎岱和云南。回国后写成关于贵州仡佬族和贵州、云南、海南岛苗族的研究论著。
在对纳西等民族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外国学者是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后期在丽江等地的纳西人中生活，广泛搜集东巴文经书，著成《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1947年）等著作和论文。他给《国家地理》写的文章和拍摄的
照片闻名遐迩，其中将他所游历的丽江、中甸等地描写为：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四处发生的土匪滋扰，在贫困的边陲之地发生着土司与活佛的故事。在风光绮丽、人文特色浓郁的照片配合下，一个奇特的符合“高贵的野蛮人”标准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隔绝的世界被展现到世人面前。然而，《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经常要求他改写文章，并曾经指责他：“缺少想象力，不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而且随心所欲，毫无章法，废话连篇，不知所云。”他与杂志社的关系曾经颇为紧张。这位配备着一流装备的业余探险者和地图绘制者，抗战时曾为美国国防部地图署工作，为驼峰航线的开辟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他却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测绘常识和训练，绘制的地图粗枝大叶，对山峰高度的测量也屡屡漏洞百出。 此外，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中国西南的相关记录对中国人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英国人丁格尔（Dingle）在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中国西南地区，皆为徒步跋涉，对于汉、苗、彝、白等族的婚姻、服饰、丧葬等都有亲自观察。事后他担任了《大陆报》通讯员，并将这段经历写成考察记，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出版了中译本《丁格尔步行中国记》［51］。另一外经商的英国人立德（A J Little）在19世纪末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Border, 1888）和《穿过云南》（Across Yunnan, 1910）等。曾经担任英国驻重庆、腾越领事的烈敦（G J L Litton）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China: Report of a Journey to North Ssu-ch'uan, 1898）。英国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 R Davies）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除地理方面的内容外，着重搜集民族学资料。其著作《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根据对中国西南彝、苗、藏等族群的语言、习俗调查资料写成，于1909年出版，在国内外颇有影响，颇受一些研究中国西南的学者推崇，甚至影响到云南民族的分类和基本定位。 四
清末革命家们在斗争中不断地调整动员民众的口号，从以中原王朝为主、排斥少数民族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实现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国的转变。他们论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民族存在，并将其纳入共和国的框架和实际疆域之内，更新了中原地区汉人的国家概念，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国族主义”的理念。从事西南边疆研究的人类学家和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样，其田野工作和相关著述作为国家力量进入西南的象征之一，为国家体制之内塑造与调整民族和族群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家认同确立的过程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存在与发现对有别于朝廷时代的统一国家中公民认同的实现提出了新的挑战。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借由人类学知识，边疆民族才初步完成了由边徼之地的异文化群体到国家公民的转变。 在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中，有些人担心国家凝聚力和统一的持久性受到挑战，因而才会视人类学为“无聊之学”，反对彰显各民族的文化特性，不愿意接受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任何异议和不同声音。而国家的当权者们往往也更愿意拥抱对那些维护权力和集权制度有利的见解。20世纪前半期，许多中国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和相关著述中也会更多地强调国家的统一性。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的田野工作本身也彰显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意义，边民们看到那些来自中原城市、受到西式教育、常常穿着西装、手持文明棍的人类学家，往往体会到的是中央政府的关怀与体恤，人类学家到那些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本身就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与南京中央政府有更密切联系的学术团体更是如此。对西南各地民族的调查，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对当时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内之民族调查研究、为《中央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纲目》人口类国族纲所作的国族体质之分类研究等，都是人类学研究与
本文作者：...共分享92篇相关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