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究论著。同时，因为占有了更丰富的研究资源，许多学者在西方学习的理论有了更多可资验证或修正的实证材料，也因此有了深化研究的基础。事实说明，正是基于抗战时以西南人类学为主的田野工作，中国民族学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较大的拓展。 抗战时期对于西南民族调查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团；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或受专门派遣，或在从政之余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边疆服务和调查工作。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芮逸夫和马长寿为专员，另有技术员和团员各一人。川康民族文化调查旨在调查各民族之经济、生活状况、政治、社会情形、宗教、语文等项，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与文化有关各问题，并搜集有关民族文物的标本与用物；调查区域为四川西北及西康东北，包括理番、靖化、懋功、丹巴、康定等县及梭摩、卓克基、党坝、绰斯甲、巴底、巴望等土司地；调查对象包括羌、彝、藏等族。［15］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调查记录彝族语言、社会阶级、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情况，搜集了各种彝族文物，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由于记录详细完整，记述直观，至今仍具有较高价值。他还以调查所得发表了《凉山罗夷的宗谱》、《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与黔滇交界地区苗族白苗、花苗等族群进行调查，调查以苗族的原始文化特征及其同化过程与现状为重点，事后又请苗族同胞到史语所补充苗语和婚丧礼俗方面的资料。［16］ 西南联大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研究在抗战时期也有所扩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研究院社会学研究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等机构在艰苦条件下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如，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主要实地研究计划就包括：社区人口调查和主要群体及各种杂居群体之分布及其人口状况，物产及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环境调查，主要群体的文化概况（包括亲族组织、社会团结型式、政治制度、经济与技术方式、法律机构、教育制度、宗教与语言、衣食住用等物质生活）；主要群体与社区内少数群体及区外邻近的他语群体的社会关系，及他语群体对主要群体在生活各方面之影响。同时，边疆人文研究室还进行边疆教育的专门调查与研究，其中涉及了教育的制度、内容、人们对于教育的反应、改进教育的可能策略与途径等。［17］ 陶云逵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研究人员1942年对云南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了专项调查。次年，又到红河上游的上述两县和峨山等地调查语言、文字、物产等内容。1945年，语言学家高华年调查了路南地区的语言。该室的调查对象包括布依、哈尼、傣、彝、苗、汉等族。［18］岑家梧于1938年得到中英庚款协助，到滇东北地区调查嵩明苗族，随后到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协助陈序经进行西南民族研究。
云南大学魁阁研究室采取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各自专题，到选定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组织集体讨论，最后撰写研究论文。1939年，费孝通和助手在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进行实地调查，《禄村农田》即这项调查的结果。费孝通又指导张之毅调查易门县一个村庄的手工业，写成《易村手工业》。1940到1941年间，张之毅又调查玉溪县镇附近一个村庄的农业和商业，写成《玉村的农业与商业》，40多年以后，上述三部著作合编为《云南三村》出版。［19］谷苞两次到呈贡化城镇做长期调查，1942年写成《传统的乡村行政制度》。该室的研究成果还有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等。1941年7月至次年9月，许烺光对于大理进行了14个月的调查，事后写成论文《滇西的巫术和科学》，以后又完成了其代表作《祖荫下》［20］。李有义研究了云南汉、彝杂居区的民族关系，胡庆钧于1944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研究了云
南呈贡地方基层权力结构，并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⑤费孝通及魁阁的调查及研究是中国功能学派十分有意义的实践，他们的集体研究方法促使研究成果更多、更快、更深入地展现，研究涉及的课题也更加多样化。
1938年暑期，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柯象峰、徐益棠在西康建省委员会资助下，对甘孜、炉霍、道孚、泸定、康定、汉源、荥经、雅安等县进行为期两月余的调查，调查西康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拟定方案以便研究边政者参考。1939年11月，柯象峰还曾带领本校社会学系学生到峨边县进行彝族社会生活调查，为期1个月，重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等，并亲自观察了婚丧祭礼和度岁习俗。［21］
李安宅与华西大学边疆文化研究所在1944年到川康藏区南北两路进行长达半年的调查，次年又考察了西藏德格社区的藏民宗教语言等。1943年1月至3月，任职于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也到川西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 冯汉骥于1937年回国，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翌年暑假，只身往岷江上游松潘、理番（理县）、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3月，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1939年，又出任教育部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科学组组长，对西康地区民族作了调查分类。
1938年冬，任乃强曾经赴康定、泸定等藏、彝、汉等民族聚居和杂居区进行调查，包括各地古迹、市街、村落等，撰有《泸定导游》［22］。1943年，他被聘为华西大学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翌年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3次赴西康省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调查完毕后，发表《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 林耀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辗转至燕京大学成都分校主持社会学系。1943年暑期，他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考察，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根据考察写成《凉山夷家》。［23］(P121-122)1944年夏，林耀华乘暑假机会“赴西康北部，往返三千余里，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以甘孜以北的绒擦沟为比较深入考察区域，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其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志著作《康北藏民》写成后未能刊印，但发表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24］。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的专款，委托林耀华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今为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行程两千余里，重点地区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调查报告整理后题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公开发表［25］，以后又写成专著《四土嘉戎》。陈永龄依据调查写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26］。 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在抗战前期曾经对于贵州民族进行多次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是年春，受内政部委托，经过初步调查后，派员分别赴安顺、定番、炉山（今凯里）等处实地调查，历时8个月，根据部定调查要点，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调查结果呈报，每种约20万字，内容翔实。1939年初，贵州省教育厅民俗研究会委托该部搜集各县苗、彝族等族群民俗资料，该部成员分赴各地搜集资料半年余，汇齐后缴送民俗研究会。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大夏社会研究部受民政厅委托，派出两名助理研究员随团分别赴东西两路边远各县苗、彝族等少数民族区域调查社会状况，为期5个月，写出报告呈送民政厅。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调查，如贵阳城区劳工概况调查、贵阳“二四”灾情调查等，“同时于学理上之研究，亦未敢忽略”［27］。1940年，岑家梧在吴泽霖离校后，担任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任，和陈国钧等继续对于贵州民族进行调查。其间，岑家梧曾到黔东南荔波水族地区作实地调查。
中山大学的民族学家在抗战期间也进行了一些民族学调查。在云南徵江时，利用靠近边疆少数民族的便利条件，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生经常结队到附近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当地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等材料，曾以半年时间对大凉山夷（彝）民进行调查，并整理资料出版。当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他们又于1940年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文史、教育等情况。［28］1941年，经顾颉刚协助，留在西南的江应樑筹得经费，到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29］。
1938年，赈济委员会约请几所大学的学者组织滇西考察团，目的在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拟在此建立一个移民区，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樑等民族学、社会学家参加。丰富多彩的民族生活习俗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在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大部分篇幅。同年冬天，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及迤南一带傣族地区社会状况，事后，调查者之一姚荷生写成《水摆夷风土记》，记载了当地傣、哈尼、拉祜、佤等族风俗，但存在曲解和滥发议论之处。
教育部在1939年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团长郭莲峰，另有7名团员，分为教育、社会、自然3组。到昆明后分为两队，迤西队考察滇缅边境的腾冲、南坎一带，然后经贵筑抵桂林，迤南队沿滇越路至蒙自、石屏、河口，到安南、劳开等地考察，然后经马关、文山、富宁、百色抵桂林。两队汇合后，再往瑶山考察，足迹几遍西南，前后历时8月，整理出数十万言的报告。［30］
1939年，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方壮猷为该组专家，其中有社会组，包括社会、历史、考古、教育等方面内容。拟分为3期进行。第1期以嘉定为中心，考察雷波、马边、屏山、峨边、西昌、盐边一带，而后，沿公路考察雅安、洪雅、天全、泸定、康定，时间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第2期以康定为中心，考察康定以西、以南及西北各地，以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为期；第3期考察松番、理番、茂懋、武平、灌县，时间是一个半月至两个月。［31］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预算“不敷甚钜”，实际进行仅3个月。［32］ 四川省政府于1940年夏组织四川边区施教团，柯象峰、徐益棠任正副团长，率张云波等20余人，深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除进行医疗、宣传外，对于当地社会状况、风俗民情、古迹名胜、经济物产作了调查，徐益棠专注于小凉山彝族的民族学考察，张云波兴趣在彝族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考察研究成果汇成《雷马屏峨纪略》，翌年7月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33］
1944年，因雷波彝汉冲突，在派出军队弹压的同时，也组织了由方壮猷领衔的边区文化教育考察团随军前往。调查除了解少数民族的一般情况外，尤其注意凉山彝族系谱的研究［32］。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在抗战时期对西南地区的调查涉及川西、西康、云南等省，根据调查先后发表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昌都调查报告》（1942）、《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中甸调查报告》（1945）等成果。
当时，一些机构还组织了旅行团的考察活动。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组织了康昌（今四川西部至西藏东部地区）旅行团和青康（今四川西部至青海）旅行团。 由政府机构或其他团体组织的考察活动以政治目的为主，侧重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如行政院组织的康昌旅行团以“考察民生状况、促进经济建设为宗旨，主要任务在考察宁属各地富源，俾作开发之计划”；青康旅行团“任务为考察青康之富源及政情”［34］。而对民族学所重视的民族文化各方面的考察，除个别专家之外，一般较为简略，而且多就事论事，记录所见所闻，在文化记录方面不够全面系统，很少进行文化分析研究。
梁瓯第于1939年由中英管理庚款委员会派遣，考察四川、西康社会及教育。当年10月至西昌，“冒险涉足川康滇边境大小凉山区域，经昭觉而至雷波，历时月余”，与彝族同胞同居同处。出山后，他撰写了《川康边民之社会及其教育》，约20万字，交中英管理庚款委员
会会出版，以后又写了若干论文和《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一书［35］。 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陈碧笙对已设计好的铁路沿线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研究了历史上的滇、缅关系，著成《边政论丛》第一集，于1940年由战国策书社在昆明出版。 毛筠如曾筹建并任教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夷生班，以后又担任凉山行政督察专员。他在1935至1942年间曾在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进行宣抚工作，注意观察和记录，先后编著和出版了《马边纪实》、《雷马屏峨纪略》、《雷马屏峨夷务鸟瞰》（与康兴壁合著）、《大小凉山之夷族》等。［36］
担任军政职务的彝族土司岭光电根据所了解的凉山彝族各方面情形，著有《倮情述论》，收入作者1938-1942年间撰写的22篇文章，介绍了彝区的人文地理、彝族历史与文化，对认识彝族文化的若干内容和改革发展彝族地区的步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7］早年进行过青海藏族考察的庄学本在抗战时担任西康省政府参议，继续对西部地区民族的考察，又写成《西康夷族考察报告》，于1941年出版。
这些官员的考察以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为宗旨，根据考察，提出了一些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议。也有一些看法值得从事学术研究者注意。如梁瓯第在谈及凉山考察的收获和教训时指出：研究应与应用相适应，学术即是应用，在“抗战建国”的时代，不需要学究式的研究，要求学者和社会合作，把研究各民族的成果用之于开发各族，这样才有价值，才不浪费。［35］ 教育部于1941年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由边疆教育会秘书王文萱任团长，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校的教员10人，学生47人参加。调查分为两队：一为川西队，历时两月，行程1300余里，赴川西黑水、杂谷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一为西康队，以越西、冕宁为中心进行考察。同时，教育部蒙藏教育司主持对川西的考察，派人会同四川巡回施教队赴松潘，以边疆文化为第一项内容，出黄胜关至草地调查，出版有十余万字的《川西调查记》［38］。
当时在西南的大学都有许多学生考察、旅行、服务活动，如仅在1941年，除上述教育部出面组织的边疆服务团外，还有中山大学在毕业者中选拔学行优良者数人，到康藏云南等边区服务，从事边疆语言文字、民俗、经济等方面工作；西南联大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滇西、西昌、大小凉山等地森林、矿产、居民俗尚等。［34］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黎国彬等10名各系的学生组成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由西康步行入川，到彝区中心昭觉之后，分为3路。一路横越大凉山绝顶黄茅埂到雷波，取道屏山至宜宾；另两路返回西昌，途径越西至雅安。学生们沿途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并了解沿途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形。此次考察共用时整整100天。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在抗战期间组织了学生暑期服务团等社会调查组织。自1940年起，每年夏季组织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主要考察地区为川西等地。内容包括特别研究和巡回服务等项。1942年的服务团有教授4人、团员32人组成，来自华西协和、四川、金陵、齐鲁、中央、金陵女子、燕京等大学和华西神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教授葛维汉一向对西南地区民族研究有浓厚兴趣，1941年加入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担任义务研究员，进行羌、藏等族调查研究［39］。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张伯怀主任也到贵州惠水、黄平两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40］
上述后两类考察多数不是专门研究学者策划和主持的，在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上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内容只是一般的情况陈述，但也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部分重要资料，丰富了民族学研究资源。退一步说，这些调查引起了更多的人对民族学的兴趣，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做民族学工作，是民族学发展中十分难得的机遇，为扩大民族学的影响、吸引社会对民族学研究的注意和普及民族学知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本文作者：...共分享92篇相关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