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内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黄 岳

摘 要：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指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

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它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中尚和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留下了深长的影子，影响着古典文学的基本文化特征。本文试图以人为本，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方面窥探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文化特征。

关键词:传统文化精神；古典文学；人本精神；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历史的结晶，它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现实性与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这些优秀文化传统的相互凝聚和整合，便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爱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也就是在中国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它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我们认为，天人和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中尚和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主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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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中国古典文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它历经了长达3000多年的没有中断的发展历程，以其辉煌成就而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中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中尚和，刚健有为等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留下了深长的影子，影响着古典文学的基本文化特征。本文将试图从以人为本，诗教传统，中和之美，天人合一四方面窥探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传统文化特征。

1.关注现实的人本精神

所谓人本精神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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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中心。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传统精神影响下，中国古典文学从上古神话开始就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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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现实人间的人本精神。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精神和

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例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三则最著名的古代神化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化人物其实就是人间的英雄， 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与希腊神化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则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这种关注现实的文化习惯尤其体现在对现世民生的关注，因此古典文学中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忧国忧民的传统

首先，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已，长年兵役，以致父母失养，兄弟分散，夫妻别离，这在《诗经》里也有广泛的描述。感慨于“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的《渐渐之石》；还有叙写征人解甲归田途中抒怀的《豳风·东山》，《何草不黄》凝结着征夫之泪，《王风·君子于役》表达山村农妇想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渴望过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汉末董卓，持国柄，杀君主，焚毁洛阳宫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同时被驱遣的还有数十百万的中州百姓，造成了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曹操《薤露行》真实记载了这场大动乱，并抒写了诗人对王朝倾覆、生灵涂炭的深切悲悼。“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悲惨之状可见，号篊之声如闻。《蒿里行》更以泪和墨，画出中原劫后的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明朝钟惺在《古诗归》称这首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这种反映时代动乱及民生疮痍的诗歌，到了杜甫那里，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广大百姓在战乱中不仅遭到一次次的劫掠，还要承受兵役徭役的重荷，不仅“儿童尽东征”（《羌村三首》之三），而且“垂老不得安”（《垂老别》），新婚的男子、力衰的老妪、无家的翁叟，都被征去从军服役。这样无止境的征发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千村万落是一片家破人亡的惨象。“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久行见空苍，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较之杜甫《三吏》、《三别》的类型化描写，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更有个性化特色。运用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塑造了一系列劳动人民形象。如“左手秉遗穗，右臂悬敝筐”的贫妇人，而卖炭翁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却“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丰折臂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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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但却“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这种内心描写，不仅使人物有血有肉，而且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以后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愤怒。《三国演义》中的“分”与“合”凝

［3］［4］聚着多少滚滚的血泪，回荡着千军万马的呼啸，意味着山河的破碎和大地的一片荒凉。

1.2对广大妇女命运的关切和同情

女人的不幸命运，从《诗经》的《氓》到汉代《孔雀东南飞》都有反映。汉末《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大量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例如《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等。由于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之中，一旦爱情、婚姻受到威胁，她们作为社会存在的惟一价值便可能完全丧失。故爱情、婚姻悲剧之于女性，尤为感人。而汉末文人在君臣僚属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历尽辛酸和屈辱后，他们对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悲剧性命运有了较多的理解和同情，以男女之事比附君臣关系，先前还停留在简单的类比联想的层面上，汉末文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这种对妇女的深切关注，在李白诗歌里也有所反映，他成功地塑造了侠女、织衣女、采莲女、当垆女等妇女形象，杜甫也创造了“日暮倚修行”的哀女形象。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一洒同情之泪。这种关注女性命运的传统，在以后不断得到加强，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明汤显祖《离魂记》等，而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对于少女的思索，超出前人的水平。在他看来，少女不仅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美丽，而且她们比男性更热烈地拥抱生命自然，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可是这种天地间最美的

［5］生命却如黛玉《葬花词》所说，“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人间至真至美的

生命，却又最脆弱、最短暂，最易遭到毁灭，这真是人间的大悲剧[6］。 1.3怨刺时政的传统

文人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往往对造成生民痛苦的根源进行揭露、抨击，这又形成了古代文学的怨刺从《诗经》开始，就有很多作品针砭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刺厉王，《大雅·桑柔》为芮伯刺厉王。屈原的《离骚》责数楚王的昏惑，痛斥群小的谗邪，无不闪耀着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诗人怨怪楚王变化无常：“初既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汉末的赵壹作《刺世疾邪赋》斥责历代帝王以天下为私，不恤国计民生而争斗杀伐：“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如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唐玄宗天宝末年，宦官权势日重，为中唐宦官专权种下祸根，李白最早对此予以讥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蒩，行为皆怵惕。”在《梁甫吟》中，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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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隐喻李林甫之流的歹毒阴险。杜甫的《咏怀五百字》中，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正是造成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的根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同。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此外，元代的公案戏，明清小说，直至清末四大谴责小说，都对统治者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1．4风雅精神［7］与博大的胸怀

后人把《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成为风雅精神，中国古代文人在风雅精神的影响下面队现实还表现以一种博大的胸怀。中国的文人往往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当这种理想落空后，就不免有不平之鸣。而尤其可贵的是，一些诗人即使落魄时，也不改其志。李白一生为理想而奋斗，“日为苍生忧”， ［8］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直到临终绝笔，他虽已大鹏“中天摧兮力不济” ［9］，却还坚信其“余风激兮万世” ［10］。杜甫在诗中更表现了一种“穷年忧黎元”情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范仲淹的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联系到他及第入仕以后仍保持青少年时期养成的艰苦的生活作风，可知其已把“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付诸行动。

2“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11］

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之说，它体现了孔子提出的儒家基本思想之一“刚健有为”，的有为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古代的文学家中国都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治国平天下”的人世思想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人生目标，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则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背景下，以诗文为教化手段的文学功用成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诗教，企图以文学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其他诸子的观点虽然势若水火，但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设计，同样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可以说，先秦诸子的“文”都是为其“道”服务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这种传统后来被唐宋古文家表述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贯道”，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共同准则，而且成为整个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我们应当看到“文以载道”的有为思想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这种思想强调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为古代文学注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使作家重视国家、人民的群体利益，即使在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时刻不忘积极有为的人生追求。例如在唐代诗人中，杜甫蒿目时艰，忧国忧民，对儒家仁政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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