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中国

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对我国深入实践“依法治国”方略作出的深层次的、全面性的思考中提出来的。“以德治国”是对“依法治国”这一根本方略的补充和完善。

“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所谓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的，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治国方略。它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不断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而生产的发展是以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前提的。因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实行“依法治国”正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德治国”讲的是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以德治国”既有五千年优秀传统道德的土壤为积淀，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是时代发展与历史继承相统一的道德。“以德治国”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而是在强调加强法治的前提下实行德治。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惩恶扬善，道德的本质是劝善，只有对违法犯罪以严厉打击，才能不断强化人们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提高人们扬善的自觉性。历史证明，离开法治的所谓德治或者离开德治的所谓法治，结果都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失范，甚至变成人治或专治。

同时要看到，德治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证。法与德均属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上层建筑，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的实施不是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来维护；法律则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强迫人们遵守。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保证，再完备的法律都是靠人来执行的，特别是对执法者来说，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就会把法律作为谋私或滋生腐败的工具和土壤。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吏，以德治官，从而推进整个社会法治与德治的实行。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和对合法行为的保护，既可以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又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观念。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作为基础，同时道德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道德水准的提高，会为法的制定创造条件，对法的实施起促进作用。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才是完备的治国方略。

还要看到，德治既是治国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目标。从个人的角度看，人的自我发展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赖于道德水准的提高，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是不会有健康人格的。同时，道德与法治比，它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概念，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离不开道德的规范。而法治则是历史的范畴，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会自然消亡。从这个角度上讲，德治的意义更加广范、更加深远。

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这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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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体系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基本内容。还要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等等 一、德治和法治

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法治和德治作为社会控制的两个手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必须相互需要。 1、法治必须要发挥德治的作用，需要德治的支持和配合

首先，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律是立法者对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所以，法治必须以德治为基础，如果失去这一基础与价值判断相冲突，法治就会蜕变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在社会主初级阶段，尽管法治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基本路线，但是同样要考虑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必须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其次，德治是法治的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因而人们违法犯罪的根源就只能是思想堕落，道德败坏。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以使全体人民明确非、善恶标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所以，大力加强德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使社会主义的法律规范由外在约束逐渐转变为广大公民的自我约束，这是保证法治得以顺利实现的主要精神力量。

再次，德治是法治的补充。由于客观原因，社会主义法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另外，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是复杂多变的，社会主义法律不可能将它们全部概括无遗，因而，社会生活中必然会存在的法律暂时还没涉及的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任其发展，势必对社会造成危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影响，对那些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行为进行制约和调整，形成社会的道德秩序，来弥补法律规范在这方面的暂时空缺。

2、德治必须发挥法治的作用，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辅助。

首先，法治是建立和维护德治的有力保障。由于社会主义法集中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法律必然把培养和传播社会主义道德作为自己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法的制定过程中，总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和要求予以承认，使之成为人们的法律义务。当道德规范成为法律规范后，就意味着道德规范的这部分内容有了双重保障，从而更有力地保证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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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法治是实现德治的辅助手段。由于社会主义法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所以，法治包括法的创制、实施和法制教育等，都必然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觉悟。一部新法的制定，不仅要符合政治经济的客观规律，还要符合道德的要求，因而一部法律的制定、颁布就帮助人们建立和提高道德意识。从法律的实施上看，当有关国家机关特别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候，特别是表彰奖励守法好公民，作为人民学习的榜样时，就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较大地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直接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

（二）法治、德治的结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一的

首先，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并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法治和德治，要求构筑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家园”和“精神家园”，法治和德治内在统一性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基础，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两者的统一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德治经济，其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

其次，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两者都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发挥作用。德治使人们认同“良法”而把外在法律规范内化为自觉行为的规范，这种自内而外的控制力弥补了法治的不足，督促人们自觉守法，法治才能贯彻控制，而对那些因“缺德”而不违法之举则难以奏效，这种“缺德管涌”将造成极大的隐患，而只有法治才能对这些行为作出有效控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结合起来。

（三）法治、德治相辅相成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

法治、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犹如鸟之两翼，在社会控制上具有共同的作用。但在某一特定价值取向和调整领域中，具有各自独立的功能，各有优劣，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法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加强了立法和执法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法律监督体系，大力发展了普法教育工作。“依法治国”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在德治方面，宣传先进地区，树立了典型榜样，并利用这些典型引导人们去正确评价社会上的真善美，假丑恶，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并把德治与法治并举作为治国基本方略，这是党领导人们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与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只有法制、德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一）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软硬相佐的法国方略的辩证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法治与德治，历来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管理之道和根本方法。有的朝代以“法治”为主，有的注意“德治”。而儒家主张儒法并用，通过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思想的教育手段，同国家的管理手段相结合起来，维护社会秩序，使社会生活、生产秩序产生了良好的一面。统治阶级一方面要求人们个人“有道德”、家庭要“以德治家”、君臣要“为政以德”，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以德为本的管理体系；而另一方面，又制定出非常严密、非常系统的法律，把道德“定天下”的体系与法律“制天下”的体系紧密结合。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孔子早就说过：“霸道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靠行政命令和刑罚来制约人民，老百姓只知道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事，而用道德和礼教来引导人民老百姓不仅知道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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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耻辱的事而且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这充分说明了法制与德治结合的重要作用。 我们当今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依法治国，建立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伦理建设，利用社会主义道德伦理调整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行为的广泛社会性和共同规范性的特点，寻求法制和德治的最佳结合点和多种结合的具体载体形式，确保道德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确保法律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让法的强力保障与德的教化力量由内外结合，真正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落实到实处。 (二)法制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

在当今，法制与德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推进社会向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发展，使社会既有严明的法律体系，又有较高的精神文明水平。两手可并行不悖、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像国家的大法，一般就包含着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而遵纪守法又是道德规范内容之一，违法者首先为道德所不容、所反对、破坏公德、的损美德、背离职业道德的行为，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社会公众的批评，而且也是法理难容的。所以，历代统治阶级都把一与其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道德内容吸收到法律里面，直接转化为国家意志，不仅用法律维护了道德，而且还保证实行了道德伦理的内容，况且遵守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道德行为，一般而言，违法犯罪多数道德品质低下者，而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大体也是守法的好公民。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性和道德作为立法、执法和维法的基础，专靠法制恐怕难以根治，而如没有法制建设作为后盾，专靠德治来管理社会，至少目前还不能使社会成为高度文明的有序状态。因而，法治与德治的共存性、依赖性和互相渗透性是二者相结合的理伦依据，是丰富和完善我国治国方略体系的辩证原理。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对于治国体系的方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整体由部分组成，脱离任何一个部分，整体就是残缺不全的，也极易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现象，要标本兼治，双管齐下，才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国富民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不仅是靠法治维系的，也是德治维系的，同时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又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从属于政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内容，德治从属于理想建设，是精神文明的内容。在上层建筑的大整体中，法律和道德都是一个完整的部分，每个部分的子体系又需要单独地、分别地加以特殊的研究，不断的探索并加以完善，使上层建筑的巩固和促进作用更加巨大。在法治和德治的功能中，法治的政治文明是主导，是既定的对象和现实的力量，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和德治的这些功能，在上层建筑的整体功能中也是部分的，有限的，离开了整体也将失去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在整体事才能显示无限的力量，拧成和力，把国家和人民管理得国泰民安，从而自立于强国之林。

(四)法治与德治体现出辩证法两点论的关系

辩证法的两点论，就是指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种矛盾的时候，不仅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否则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法治与德治，由于他们的地位和功能不同，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这是由他们的特殊性和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是如此，新中国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如此。重要的是如何吸取历史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使他们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减少到最低限度，能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治国方略。在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不断频发的岁月里，加强立法，完善法制体系并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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