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36期

影贸易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鹏 《山楂树之恋》《赵氏孤儿》《高考1977》《金陵十三钗》一批中国电影其实充溢着外资“血液”，是中国资源与北美金钱的结合体；单纯的中国电影拔尖的不多，华谊兄弟的冯小刚似乎一家独大。

中国电影“合拍”是大势所趋，《英雄》《十面埋伏》《功夫之王》《十月围城》《风声》《海洋天堂》这些都是中国电影征战海外的主力，合拍也已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最重要的“方法论”。虽然存在文化差异、语言不通、定位不清等问题，但关键还在于，合拍电影如何找准中西文化的契合点？能否在今后的海外征战中彰显中国风范并在电影贸易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合拍片引领“出海”

作为中国电影往外走的捷径，“合拍”已进行了30多年，来自广电总局的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中国与英、法、美、日、韩等近30个国家以及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合作及联合摄制各类影片达800余部。上世纪90年代是合拍片的首次高潮，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合作空前紧密，《新龙门客栈》《狮王争霸》《大话西游》等一大批与香港合拍的影片既赚了票房也赢得了口碑，让低谷中的香港和内地电影同时看到了希望。

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曾对本刊记者剖析，香港与内地的电影“结合”是历史必然，香港电影市场自1990年代后半段坠入冰河期，只有依托内地人力、资源和市场才有望重新崛起；内地方面同样面临技术、市场的双重困境，借力香港是完成艺术到商业的首选。“合拍的效果是，香港片越来越不香港了，我们开始统称华语片。”

2001年至今，合拍片迎来快速发展的10年。有数据显示，中外合拍片达到130多部；2004年国产片票房首次超过进口分账大片，达８亿多元，占据国内市场的55%，其中国产片票房前十名中就有８部“合拍片”，如《十面埋伏》《天下无贼》等；2005年全国票房20亿元，国产影片再次超过进口影片，票房前十名中９部是合拍片；两地合拍大片如《无间道》《霍元甲》《宝贝计划》《墨攻》《满城尽带黄金甲》均以雷霆之势横扫香港市场。

据国家广电总局国际处李永全介绍，中国电影近10年来热得烫手，合拍片随一批民营公司的强势崛起及中影集团等国企的战略调整完全跳出香港局限，出现港、澳、欧、美等多国家、多区域携手并进的态势并引领中国电影扬帆出海。从方式上看，“合拍”无非三种，一是外方主导制作，华人演员参演或在中国取景，这是大多数中美合作模式，如《功夫梦》《木乃伊３》《功夫之王》，后者就在海外夺得1.28亿美元票房；二是中方主导制作，如张艺谋新作《金陵十三钗》、王小帅新片《十一朵鲜花》等都由中国导演执导、外国演员参演或外方参与中后期制作；三是仅注入资本，如《赤壁》《梅兰芳》，外资首选大牌导演，以便在西方获得良好的发行和收益，这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更地道”的途径。

从作品内容看，合拍片题材逐步从艺术类向武侠动作类过渡。中外首部合拍片是1958年中法合拍的儿童电影《风筝》，影响力显然不及30年后包揽奥斯卡９项大奖的《末代皇帝》；另一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协助美国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在上海取景的大片《太阳帝国》也获６项奥斯卡提名，这也是美国大制片公司、大导演第一次与中国亲密接触。此后十余年间，合拍片不乏以民国社会生活或闭塞农村为背景的艺术电影，2002年后开始向武侠、动作片转型，如《赤壁》《投名状》《见龙卸甲》等６部影片在海外一共揽金16.5亿元。

“合拍是全球潮流。中国电影要走出去，不借助美国资金是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的，这是人家的硬性规定，所以，合拍片将越来越多。”中国缘成影视公司负责人梁汉森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西方电影发达国家合拍片比例都很高，如英国达60％以上，意大利达40％以上，法国也逼近40％，而中国目前生产的500余部影片中，合拍片的比例偏低。换言之，合拍的空间极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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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便于走出去，“合拍片”在内地市场对外资的回报和诱惑也在暴涨——单片票房从１亿美元跃入2亿美元似乎倚马可待；中国目前还有2000多个县城、200多个地级市没有电影院，预计未来５~８年国内银幕将增加到2万块，票房增长可望超过150亿元。

2011年仍有不少合拍片，仅上半年就有中美合作的《环形使者》《飞虎》《鼠之道》《金陵十三钗》和中澳合拍的《幸福卡片》等部大片。首届北京国际电影季上，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前三部合拍片的签约仪式，总投资超过15亿元，预计国内总票房将达27.5亿元。

话语权增强的背后

在光线传媒总裁张昭看来，合拍片的最大特点还不是资金的合作，而是不同市场的合作，以此趋利避害、分担风险。另外，这些年合拍片渐增的原因还在于，合拍片较之纯进口片的票房分账比例更高，这让越来越多海外制片公司纷纷将“合拍”作为与中国电影人合作的主要方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告诉本刊记者，一方面国外制片方在积极进入中国寻求合作，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电影人主动选择与外国合作。在前一个方面，美国投资一定会继续扩大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利益版图；在后一个方面，中国电影会获得与好莱坞对抗的有利条件，“比如我们和澳大利亚合拍电影，就可以形成不同于美国电影的中澳电影或澳中电影，这种?去美国化?可以让我们的电影更多元更丰富，也有利于中国电影的市场拓展并推销我们的文化。”

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近几年来中外合拍片虽势头迅猛却已提前出现疲态。如中、美、韩三国合拍的《雪花秘扇》迄今全国票房尚不足4000万元，而同为文艺片的《观音山》却拿到了8000多万元；2006年的《面纱》、2008年的《黄石的孩子》巨星云集，去年公映的《功夫梦》更是请来威尔?史密斯这样的好莱坞大牌数次来京力挺，但它们皆不幸票房受挫：最卖座的《功夫之王》仅收入1.9亿元人民币，《木乃伊３》和《功夫梦》的票房都在1.5亿元以下，而最近３年来票房超过1.5亿的国产片和引进片已经比比皆是了。

尹鸿认为，从多部合拍大片的票房败北，不难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资本、明星、炒作的简单叠加。“合拍片要做到文化的共融才能被各自的市场接受。《卧虎藏龙》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尽情释放了中美两国的文化元素。再如《哈利?波特》《指环王》，也将各自文化融汇得天衣无缝，让你看不出是合拍片。相比之下，不考虑融入、缺乏国际视野的中外合拍肯定不行或无法实现双赢。”

不容否认，中国的话语权在近年来的“合拍”历程中正逐步增强。有“中国第一执行导演”之称的张进战介绍，早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国外市场还缺乏吸引力，合拍电影中缺乏自我，但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崛起，中国电影人已学会在合拍影片中大胆表达。DMG公司与美方共同投资的合拍片《环形使者》中，中方就掌控了从电影前期筹备、中期拍摄到后期发行等一系列运作；《山楂树之恋》《高考1977》的主要投资方是美国IDG公司，虽有窥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嫌疑，但无论外表还是内里都是纯粹的中国货，和那些吆喝大明星大投资的生硬结合已有明显不同。严格说来，2009年至今才是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合拍阶段，中国的编导们已经有足够权限为这种合作注入中国灵魂。

“这和最初的资金注入、有选择性地做题材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们大多拿了老外的钱，拍一些反映中国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东西，现在我拿了你的钱我也能自主选择拍什么不拍什么，因为我比你更知道中国观众要什么，怎么拍更赚钱——商业属性已经更深刻地挣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张进战说。

但即便如此也似乎仅仅只是开端，并且远未“越来越好”。“是的，我们掌握了更多话语权，但资金注入的合拍状态并没有质的改变”，梁汉森认为，“最好的合拍方式应当像英国那样，除资金之外还有技术、人才的高度融合，交融出来的电影充满了英国范儿，而我们，距离?中国范儿?还很远。”他举例说，类似《山楂树之恋》这样的电影虽有足够的中国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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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竟突破了什么、超越了什么或融合了什么？它征战海外不力已经说明，这类电影还无法代表“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这怎么够分？！”

全方位的“合拍”，除了资金、技术和人才，还应当包括理念、细节甚至习惯。刘志江说，如今很多电影动辄宣称投资过亿元，其实也就5000万元，另一半“大多都被无聊地浪费了。”其一是拍摄人员的铺张，如有的国内演员要带七八个助理，花销都由投资人埋单；其二是个人所得税。中国的大多数演员个税也要制片方承担，并不纳入片酬。

刘志江感慨，好莱坞薪酬体系严明，如演员费用比例、收益回报比例等等都有明确规定，“不太可能随意给你浪费”。综合比较，一些好莱坞明星片酬比内地演员还要低却敬业得多；通过合拍，中国电影人除了偷师技艺之外，还必须学习人家的规范管理、运作机制和敬业精神。

梁汉森算了笔账，以中国100亿票房为例，40亿给了引进的十多部大片；剩下的60亿，30亿左右被院线、影院拿走，再除去税金、电影发展基金等，约25亿才是回报制片方的，而这25亿中又有40%的海外投资回报，也就是说，最终国产电影制片方真正能赚到的钱不过15亿元左右，“这怎么够分？！”中国电影市场大头还是被海外大片及海外投资公司、海外投资影院死死攥着，合拍片收益、分账也不占优势，这才是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他看来，改变现状必须从贸易谈判入手，“现在的情况是，贸易完全不对等，我们引进多少却无法输出多少，至少可以输出几部吧？我们加入WTO以来，贸易机制尚未达成平衡，否则中国的电影要出现在对方主流院线的银幕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他认为，即便无法迅速实现贸易补偿，中国也可通过谈判将国内资本以股份方式参与到引进大片中，或者称之为预购金，中方必须在北美市场和中国市场分享利润。通过一系列更主动的“合拍”方式，中国电影就能顺利进入好莱坞８大电影公司为主的世界营销网络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捷径。

“可惜，我们现在还完全处于守势甚至弱势，但可以尝试着先强势起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这样的底气。”梁汉森说。

加强房市调控制度化设计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6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84字

文/唐敏

传统房地产销售的“金九银十”，在今年变成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时机。

目前，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仍在僵持，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针对这种局面，高层再度表态坚持楼市调控不放松，确保房地产调控见到实效。不放松的体现就是，限购政策范围扩展至部分二、三线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5项建议标准，建议符合2项以上的城市“对号入座”。

从国家对房地产调控的严厉态势来看，一些观望的二、三线城市在限购上将会陆续跟进。但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包括刚需和投资）三者间的“角力”仍然不会轻易释缓。这个过程中，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表面僵持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的剑拔弩张，调控一旦放松，必然出现房价报复性反弹。就当下而言，调控措施的制度化设计是影响调控成败的关键。

首先，对限购政策，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制度标准。如果仅仅是权宜之计，那么什么条件下可以淡出，又准备以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应对“限购之后”，应当有充分的政策考虑；如果是相对长期的政策，哪些城市需要限购，就应该出台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标准，让公众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防止过度猜测激发恐慌性抢购，进而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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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度化的设计是强化执行力的保障。以限购、差别化信贷政策等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在一线城市执行得较好。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有领导层认识的原因，也有一些政策由于缺乏制度化设计而在执行层面遭到弱化，更有一些政策因为设计不周而遭遇阻力。

比如，一些自然人文景观丰富的旅游城市，“一刀切”的限购会影响其旅游产业的成长。如果通过区分旅游地产和普通住宅进行限购设计，调控的结果可能会更具针对性。又如，投资购房和自住需求有时是相互转化的，对其界定应该更加人性化，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限制购房者的选择。

再有，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限购的调控“硬手”的确立竿见影，但更具市场化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能力也不可或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进入相持阶段，制度化设计的加快跟进正当其时。进一步讲，房地产调控要标本兼治，房产税改革必不可少。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可以较全面地匡正房地产行业的“高获利”预期。否则，滞留在房地产领域的“热钱”不会自动流出。当前来看，一部分资金正在推高商业地产的热度。要避免手忙脚乱地“按下葫芦起了瓢”，政策制度设计的预见甚为重要。

杜绝洋固体废物为祸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36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52字

文/阿源

日前，海关总署、环保部等5部委联合制定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严格执行新办法，消除乃至杜绝进口固体废物为祸环境，危害国民，遗害子孙，是国民共同的期盼。

对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加工，变废为宝，既可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又可有效降低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而从事废弃物回收加工的企业，亦既可创造就业岗位，也可获得经济效益。这是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功德善事。在有的地方，固体废物的回收加工已经成了气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链。市场预测也显示，未来5年，我国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年平均投资将超过400亿元，势必带动进口固体废物的旺盛需求。

但长期以来，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我国固体废物产业一直存在违法进口境外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等“顽疾”。今年以来，有的地方发生多起血铅污染事件，就和部分企业违规拆解铅酸电池有关。在有的地方，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违法违规转让频繁，“加工企业无许可证，有许可证企业不加工”的现象较普遍，许可证管理形同虚设，大量未经审查、环评不达标的小企业、家庭作坊从事进口固体废物的加工、处理，走私猖獗，严重冲击进出口贸易秩序，成为公共环境安全的重大隐患。

此番实施新办法，国家从进口环节收紧了闸门，有助于固体废弃物进口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但从行业现状而言，如何制止许可证倒卖行为，实施细则仍有待细化，各地执行尺度有待统一，监管链条缺口有待填补。

依照新办法，环保部门管理许可证，质检部门负责注册登记国外供货商、国内收货人，而海关部门仅管理装运、申报环节，而不涉及管理有关企业和打击倒卖许可证行为。环保、质检部门人力和技术手段有限，难以对企业的实际进口和生产情况实地核实，有能力核实的海关监管权限却相对模糊，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明明发现企业违规却难以根治的情况。

更需重视的是，新办法还缺乏实施细则。如果各地执行力度不一，也将影响行业发展。固体废物回收产业企业数量多，分布地区广，新办法实施细则需要对以往没有明确规定的货物标准、质量标准等回收进行明确，否则可能在实施中引起企业和监管部门的矛盾，少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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