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28期 - 图文

力低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缩小；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渐消失……导致潜在增长速度处于快速回落的区间。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两个新特征，“GDP持续回落，但就业相对依然强劲”，“宏观经济景气加速回落但核心CPI却没有负增长”，这两大冲突的宏观现象说明了我国已经步人了“潜在GDP增速阶梯式回落期”。据其带领的研究团队的结论，2011-2016年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时期”而步入“次高速增长时期”，潜在GDP增速将处于8%-8.7%的区间。

“基本条件没有改变，随着总量和增长基数变大，潜在增长率必然经历长期趋势下降过程。”尹中卿基本同意用潜在增长率分析本轮增速下滑，“无论采取什么刺激措施，无论刺激有多大强度，在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之前，在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之前，只要继续保持原有的发展方式，只要继续延续过去的发展轨迹，高增长就难以持续。”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不同于以往经济下行主要是受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本轮增速放缓已隐含着结构性因素和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表明30多年来“赶超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遭遇“结构性紧缩”

采访中，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这是一场“结构性紧缩”的结果。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就是经济增速趋缓。有观点认为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刘尚希告诉本刊记者，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就是要扩大总需求，“但是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增长趋缓是另外一种性质，我称之为?结构性收缩?，或者?结构性紧缩?，与通货紧缩有质的区别。”在他看来，通货紧缩，通常由流动性不足、需求不足等因素引起，应对举措一般是注入流动性、扩大社会总需求等，“相反，对结构性收缩，总量政策难有效果。”

“当前经济增速趋缓，与通常的经济下滑最大的不同，就是就业问题。”他解释说，一般来讲，随着经济增长下行，失业率会上升，两者相辅相成，“但当前的情况是，经济下行并未伴生失业率上升，相反还出现了普遍性?招工难，问题，即使招普通工人都困难。人口红利递减也难以解释这种短时间的劳动力供应的剧烈变化。”

刘尚希认为，这也是新一轮经济增速下滑与2008年底和2009年初经济增速下滑最大的不同点，“尽管都有外部因素对外需的冲击，200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今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但前者曾引起两千万农民工回乡，大量制造业工人失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导致中央大手笔出台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而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不但没出现类似情况，相反一季度就业还增加了几百万。”

“中国经济减速是结构的问题而非总量的问题。”因此，这种无法用凯恩斯主义解释，也无法用凯恩斯主义“药方”治疗的增速放缓，被刘尚希分析为结构性收缩，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大量过剩的产能。最大的特点就是“两高一资”的产业产品占比大，低附加值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比大。也即目前的产业结构后劲不足，导致的结果是经济运行相当脆弱。

其二，从区域结构来看，我国的区域结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1—5月份的数据显示，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有的省市自治区甚至达到两位数。而东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普遍较低，一方面受外部需求影响，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倒逼，占全国经济比重70%的东部地区不可能继续高速增长状态。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影响，有市场的因素，有国际的因素，有多年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综合因素等等，积累叠加而致。调整过程中的经济增速肯定要下来。”刘尚希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趋缓并不是短期的。或

者说，什么时候能反转，取决于结构调整的进度，可能需要一直到低附加值的、技术上已不适应的过剩产能消化完为止。”

发现调控新共识

无论是潜在增长率，还是结构性紧缩，仍然只能是一个定性判断，很难定量预测，我们面对的实际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非确定性的。正如问题的研究不能替代问题的解决一样，郑新立首先看到的是“稳增长”的现实性，“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止跌回升，需要克服速度下降的惯性，这就需要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拉动力。”

然而，拉动力如何实现？实现什么样的拉动力？争议也由此而生。目前，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和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在国内，无论是政府研究部门还是市场分析机构乃至经济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两大交锋激烈的观点：

悲观派认为，上半年经济回落具有超预期性，“硬着陆”的风险加大，全球经济复苏的受阻、全球贸易的恶化以及全球金融动荡是中国经济回落的主导性因素；只有“稳增长”一揽子政策的出台，才能产生较为强劲的刺激效应。

乐观派认为，经济运行基本可控，GDP增速将在二季度触底反弹；尽管本次经济加速回落是多种因素叠加所致，但也主要是政策主动调整的产物；重返传统增速水平的政策目标，可能会导致过度的经济刺激，加大与“调结构”、“转方式”之间的冲突。

本刊记者在一个多月的调研中发现，针锋相对的两派，在两个方面却拥有基础性共识：其一，都反对简单通过总量式大规模内需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其二，都认为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的治本之策。采访中，自认为比较悲观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多次强调，把增速稳定在7%-8%之间，主要“利于我们搞改革，利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反垄断等等”。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等多重任务。这些任务从长期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短期来看则是相互抵触、相互制约。因此，在GDP增速下滑较快的情况下，尹中卿认为，不宜出台大力度刺激政策，还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

“既要适当加大政策力度，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增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惯性下滑；又要避免刺激政策力度过大，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下，通过外部刺激把经济增速拉起来，重归粗放型增长轨道，增大通胀压力，增加结构调整难度，延迟发展方式转变。”

“稳增长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保增长，稳增长也不是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稳增长不能完全走老路。”尹中卿对这个新阶段调控的共识寄予厚望，“我们要探索和开辟稳增长的新路，不仅关注短期增长，更要高度关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更要高度重视如何逐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破除“8%”的杠杠

其实，社会舆论之所以会轻易把“稳增长”和“保增长”混为一谈，一定程度源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必须保持8%增速的人为杠杠。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就颇为困惑，“现在有学者论证潜在增长率在8%一10%，低于8%要采取刺激政策，高于10%要采取紧缩政策。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低于8%就是?硬着陆?？已经明确7%增速的?十二五?规划就是?硬着陆?规划？”

他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根据前一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回归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前一阶段的数据是特定条件下的数据，而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它很难代表和预测后一阶段的实际增长。”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特别不满这种把

8%变成“危机线”的主观判断，“什么叫危机，经济学理论上，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就是危机。而目前的我国经济是从超高速降到较高速，绝对没有到负增长。相反，因为我们习惯高速增长了，认为到8%以下就是?负增长?了。这是不对的。”

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一般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在3%一5%之间，6%一7%已经是高速增长，“就是讲中国发展的特殊性，把10%当做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速，并加以维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都没有依据。”那么，由超高速降到较高速的时候该干什么？他直言，“要让它自然调节，企业检讨机制；产品不好就换产品，市场不行换市场，在美国不行就去亚洲、非洲；还可以搞培训，搞技术培训或劳动培训。”

对此，刘尚希非常赞同。在他看来，只有破除了8%的迷信或者说“心障”，才能真正领会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后面所包含的深刻大调整的实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已经破除了8%的教条。遗憾的是，真正做起来时，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放不开手脚，接近8%就提心吊胆了。”

顺势而为“调结构”

“现在的结构调整，不调也得调。全球都在调整，你不调就得死。这种背景下，还想保护落后产能，来满足经济增长率的指标，那是非常短期和短视的。”通过自己的研究，刘尚希认为，当前经济增速的减缓，有主动调控的作用，“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我国结构调整的内在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实际上，落后产能的淘汰从2009年就开始了。”他分析说，比如，东部的一些产业转移，就产生了产业的新旧交替。在交替过程中，经济肯定会收缩。一方面是产能不能尽情释放出来，这就导致经济收缩；另一方面，接替的产能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会处于下行的状态。

目前，中国220种工业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像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产品的产能占世界的一半，甚至还要多。在全球经济都在调整的时期，全球需求都在萎缩，这些产能就是放在全世界也消化不了。

早在2008年初，决策层已经定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甚至采取行政手段来淘汰落后产能。但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后，“保增长”一度成为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落后产能非但没有淘汰，甚至扩大了。在刘尚希看来，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我国低附加值产能已经从相对过剩变成了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化解，而绝对过剩则非市场内部可以消化的。”

“需要认识到，结构性减速是经济自身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情况下去踩油门，强力推动增长，是逆市场的力量而行。”因此，无论是调整，还是调整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减速，已经成为了非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势所趋。在这里，刘尚希提出了顺势而为的思路，“政府不能逆势而行，而应当顺势而为。”而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为这种顺势而为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其一，尽管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这是由高位逐步趋缓，相比其他经济体具有更长更大的调整空间。从预期增速看，今年是7.5%，整个“十二五”期间是7%，现在态势还处在这个目标之上。

其二，当前就业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尤其没有出现大量的失业情况，社会压力并没有增加。这为现在的政策操作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如果在就业的形势上出现问题，对社会造成冲击，那么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就得让路了。”但在刘尚希看来，现在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就不要仅仅去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判断经济形势，更不能采取与市场力量相悖的措施，逆势而为影响?转方式?、?调结构?的大局。”

“保就业”应为调控主目标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主要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完全可以把就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也即用经济增长率判断宏

观形势，转为依据就业状态的好坏来判断。”

刘尚希认为，就业状态是综合性的指标，既是经济指标，也是社会指标，而且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假如就业状态改善了，那种高质量的就业扩大了，通过创业带动的就业，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增加的机会就更大了，更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预测，202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他建议决策部门首先要在认识上，放弃过去以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思维定式，更不能以8%作为临界点，而转为以就业状态来判断宏观经济的形势，“过去看重经济增长率，那是以物为本。在城市化进程仍然在加速的中国，以就业状态为首位调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基于此，在刘尚希看来，遇到当前经济趋缓的形势，应该加大力度扶持对就业拉动作用最显著的中小企业，把就业目标落实为各级政府的考核硬指标。“扩大就业、改善就业是稳增长的优先目标。”对此，宋晓梧也有相同判断，近几年国家税收增幅高于GDP增速一倍以上，尤其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现在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战略目的正在于此。

采访最后，刘尚希再次强调当前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所具备的优势，“中国经济高位滑行就像高空跳伞，相比其他经济体具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调整。”他坚信，面对新一轮经济风险，中国对自身经济形势的认识，对调控的判断和改革的共识，已远比2008年成熟、坚定和自信，“从我国经济的形势判断，不会出现?硬着陆?，也不会出现所谓的?经济悬崖?。”

上半年经济运行三大新亮点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2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101字

中西部保持高速增长，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进一步显现。

一季度，在东部多数省份告别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中西部绝大部分省份仍维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贵州、重庆增速均超过14%。从投资来看，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东部地区增长8.8%，中部地区增长25.9%，西部地区增长25%。

多位专家认为， 当前东部和中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进一步显现。东部地区加快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从加工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中西部着力扩大规模总量，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发展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成为新的发展高地。

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虽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但一些东部沿海省市的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广东、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持续加大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并为此主动调低了经济发展速度，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上海市2012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已达57.9%；广州市经过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60%，经济推动力已从工业转变为服务业。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说，上海提出要减少对重化工业、房地产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投资拉劝的“四个依赖”，今年成效很明显。

1—4月，全市重工业产值同比下降0.8%，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至近24%；房地产增加值占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9年的8.2%和13.9%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4%和6.8%。

创新氛围渐浓，经济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介绍，近期广东省对全省企业摸底调查显示，50%的企业生存得较好，30%勉强维持，20%生存不佳。而生存较好的50%的企业，都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有独特创新能力。

在经济下行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实现快速发展。湖南松井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