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难发现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物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没的。很多时候，一部生动的新闻事业史被化约为了一部阶级斗争史。

而且，在教材的内容构成上，有很多与新闻传播关系不大的内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党史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梁启超与革命派的论战，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用大量篇幅来介绍他们论战的内容和意义，这对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期刊，多数也不属于新闻传播，文学性质更多，而且在介绍“五四新闻史”时，新思潮和旧思潮的划分标准是以文学和思想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为封建顽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闻史人物价值。

胡正强认为，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凸显了政治对新闻的深刻影响，甚至遮蔽了新闻史的主体——新闻自身发展的历史，导致新闻成了政治的附庸。新闻史阐释往往脱离新闻事实、新闻自身而凭新闻之外的某规律来建构新闻史，新闻史研究便常常变成剥离术，新闻史只能成为新闻以外的东西的“载体”的历史，新闻自身的历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宁树藩先生更是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认为很多新闻史研究“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把中国新闻事业紧密相联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许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争当作串连这些零碎事件的线条”。

新闻史的本体探询，其目的就在于建构新闻专业的主体性，必须找到新闻史自己的框架体系，建立专业史的学术地位，用符合新闻史研究的本专业特色的术语来还原新闻史的研究，并进而建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自觉承担其专业职责。

当然，要改变本体意识的匮乏这种局面并非易事，“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时至今日，虽各方多所论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见，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

诚然,新闻事业史和各个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是紧密相联,也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但新闻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它自身的内在演变规律,不能把新闻事业史变为政治斗争史、政党运动史的简单比附。所以，应抛弃我们的教材往往过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没了内史研究的做法，应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

针对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编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要走出学术内卷化现象。抵制教材低层次重复建设的不良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又有崭新的学术视角,发现利用新史料并对新史料进行重新利用,这样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次要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第一，摆脱传统的中国事业新闻史的体系框架的束缚,力求有所突破,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中国新闻事业史附着在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政党发展史中。有些新闻学者已经在作这种尝试,如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这样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能够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要以该媒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识,不要受过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第三,对新闻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