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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而，唐律则进一步规定了官吏的“树碑立传罪”、“出差超标罪”等等细则，即高级官吏如果“未能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谕所部，辄立碑者”，便构成树碑立传罪。官吏出差乘坐的骚马匹数及行走的路线都要有严格的规定，违反规定者，就要处以杖刑或徒刑。官吏擅自为自己修进宅邸，超出规定，也要受到惩处。总之，目的就是要保护封建统治秩序，确保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

（二）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和尧舜时代是吏治建设的萌芽时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夫（《周易?系辞》）”，这是中国吏治文化在典籍中的最早记录。尧舜禹时期实行“无为而治，有德居之”的吏治文化，部落联盟统治者更迭采用禅让制。官吏制度大约是创建在舜的时期。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问四岳：

“有能奋庸美xx之事者，使居官相事。” （三）xx西周时期是吏治建设的礼治阶段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初具规模的王朝。随着国家和国家机构的出现，国家的管理者——官吏也随之出现。夏商两朝其吏治建设在吸取了先前“有德居之”基础上，吏治多是贯彻法不成文的礼制刑讼制度，孔子讲：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说明夏商时期的吏治建设是以礼为治的。随着国家职能的提升和不断完善，国家的管理者——官吏所行使的职权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国家的管理制度、约束官吏的有关制度与之俱来。夏商两朝的吏治都是以礼为治的。

xx曰：

“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左传》昭公十四年）。这里不仅记录了刑罚“杀”，而且还有罪名：

“昏”、“墨”和“贼”，其中的“墨”是明确针对官吏者的廉洁行为（实指贪污）所定的罪名。所以在国家形成之初统治者的刑法多是为了治理官吏而定的。

商朝励行德教为主，以刑为辅。如荀况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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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名从商”《xx·正名篇第二十二》。

商朝继承了夏朝对官吏的法治萌芽之后，渐渐构筑了吏治建设的法治治国理念与法律指导思想。商王成汤就首创了“官刑”，禁止“三风十衍”，“儆于有位”，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包括十种犯罪之一就是收受贿赂，凡违反“官刑”者，一般官吏要遭贬，君王违反，要追究“臣下不谏”的责任，对“臣下”处以“墨刑”。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是商朝吏治向周朝“出礼则入刑”的吏治过渡。在礼、刑二者的关系上，礼居于主导地位，刑要服从礼的指导。因为礼是积极的主动性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其功能在于全面地预防社会犯罪。刑是居于辅导地位，在礼的指导下对已然发生的犯罪进行制裁。

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种礼刑分野的局面，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贵族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各级贵族不仅享有礼规定的各种特权，而且即使行为越礼，一般也不受刑罚的制裁，仅受道义的谴责。

（四）影响xx古代吏治法的因素

1传统文化对吏治法的影响。儒家文化是根据人性中的丑恶|、贪欲等不良倾向而设立赏罚机制，推行德政礼治的依据。这种传统深厚的道德属性政治制度以“为政以德”作为立身从政的准则，强调了人格道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和价值。正所谓“闲之以礼，纠之以政，行之以义，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民无信不立”、“以信待天下”。因此这些宝贵的人文精神，无论作为一种温和的政治伦理，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为政方略，都对吏治法影响巨大，，中国古代的官吏制度也因此成为具有道德色彩的治世经典。

2吏治法在封建体制中末流的地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封闭式操作的，本身缺乏激励的机制，更缺乏外来的激励，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民众的激励与监督。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十农工商，十为四民之首，介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十的出路就是做官，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如清朝中央官员收受地力一官员的“冰敬”、“炭敬”，以及诸如陋规、折色、火耗等等，法律成为具文，吏治必然腐败。封建社会法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治，而是“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这使得法律的公平、公正难以体现，致使以法治史的法律效力保障大打折扣，腐败也就难以遏止了。如唐朝法律的四种形式中，令、格、式都基木上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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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主制定法，这种立法形式不但具有灵活性，更能体现皇帝的意志，同时它也难逃被轻易变动内容及效力的厄运。正是如此才使得官吏在执行法律时，多以皇帝的好恶来行事，而无其他的判断标准。

（五）xx古代吏治的完备与严整性

一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重视官员的“德”，也就是官员的品德教育。从小抓起，主要是教授儒家经书中的政治思想和德行操守，选官要依此标准，考试也依此。而且官员还负有“教化”百姓的职责。

二是有为官的具体规范和标准。先秦典籍《左传》里就讲到相传为舜制法律的皋陶法中规定“昏、墨、贼，杀”。即当官不明、贪赃、滥施刑法的杀头。反过来，清明、廉洁、公正执法，就是做官的基本要求。“清官”的标准就是“公正廉明”。此后，做官的具体规范、要求越来越多。出土的云梦秦简有官书《为吏之道》；唐宋以来私家著述多了起来，托名东汉大儒马融的《忠经》，主要是针对做官的和要做官的人讲的。还有各式各样的“官箴”，从宋到清，浩如烟海。

三是有法令的详细规定。中国法律，主要是刑法，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官员执法和犯法的处罚规定。

四是对吏治有专门机构负责。其中尤其是相对独立的强有力的御史制度，能对官吏实施一定的，甚至是重要的监督、制约和弹劾作用。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总结：

古代吏治可资借鉴之处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吏治，可借鉴的地方很多，主要有三条： （一）对吏治的重视

中国历史上对吏治的重视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似乎绝无仅有。道路、纲领、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吏治的成败涉及王朝的兴亡，古代中国似乎早就认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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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官吏的定位。中国古代的官吏是“行君之命而致之于民也”，即奉皇帝之命管理和统治民众，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管理，是为了统治，统治是第一位的。统治和管理根本上是为了让民众能更好地奉养统治者，所谓“无君子莫以治野人，无野人莫以养君子”。韩愈甚至说过这样杀气腾腾的话：

“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则诛！”做官的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是牧民之官，把民众当畜群一样牧养，而不是公务员，公仆，甚至也不是美国人口头上常说的，官员是用纳税人的钱雇的，就得为纳税人办事的那种雇佣关系。

也因此，中国古代吏治最高最好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民本”（而非近代的“民主”）、“仁政”。唐太宗对此理论应该是理解得最深刻的，并且努力地去付诸实施，他反复强调：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语出《荀子·王制》）“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就是基于这种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步思想的极限和局限。“贞观之治”是它的成果，也是中国古代吏治的一个高峰。这是封建政治所能达到的极限，也是当时人们所企盼的“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然而，很遗憾，这只是在种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绝大多数的皇帝和官僚是做不到的或者是反其道而行的。

（二）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

中国古代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操守的教育。问题在于教育的内容，因为官吏的定位而有根本的局限。缺乏能力的培养训练也是它的很大弱点。由考试而做官，但明清的八股文完全脱离政治的实际，被当成做官的“敲门砖”。官做上了，砖头也丢到一边去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对具体当官没有用处。

（三）有相当完备、严密的制度和运作的程序，方法

这里可供借鉴的东西很多，值得汲取的经验也很多，比如较为严密的官员监察制度。问题是它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运用，是一种自控机制，官任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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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官，自己管自己，这就必然会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以监察制度而论，其严密、权威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西方古代对官吏的监察走的路子同中国很不一样，这条路子不完备，但它是一种趋向于和行政分开的机制，位于政府的外部。像罗马法，规定平民和官到法院打官司，官民地位是平等的。官员贪污，要受严惩，由独立于皇帝之外的审判官审理。英国中世纪有普通法庭和王家法庭，有关官员的案子王家法庭审，普通法庭也可以审。王家法庭维护王室利益，不公平，人们都到普通法庭去告官。英国中世纪国会立法，监察由国会进行，它是代表“民意”（领主、骑士、市民）的机关，其作用是抑制君权，防止独裁。欧洲行政司法多少分开，中国的行政司法合一。虽然中国的监察制度应该说是古代世界最完备严密的监督官员的制度，但终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的一环，实际上只不过是皇权的进一步延伸而已。

总起来说，中国的吏治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和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它的成败从根本上说不是由这个制度本身所决定的，而它的根本改革，也只能在这个制度根本变革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日本明治维新，君主立宪是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宪政，经过戊戌维新的挫折，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进行，可是步子很慢，窒碍甚多，不仅晚了，而且做法也不一样。没过几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推翻了。这里原因很多，但不能不考虑到，日本历来专制不强，又是从300年的幕府制进行改革，是以加强天皇的作用和权威相号召来实行立宪的，而中国的宪政，则是要削弱君主专制，要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靠这个政权自己来变革，不仅是个步子慢的问题，恐怕是根本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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