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虚荣的朝贡贸易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另一方面，他又需要“万邦来朝”，以树立自己“天朝上国”的天子形象，于是便遣使四出“广加招徕”，要周边国家“称藩纳贡”。各国便借朝贡之机，与明王朝进行大获益处的物品交换活动。这就出现了所谓“朝贡贸易”。为了体现我“天朝”地大物博、“怀柔远人”的博大胸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方针，后世皇帝奉为“祖训”，遵行不改，成了朝贡贸易中的指导思想。

毫无经济价值的朝贡贸易

贡使所带物品，分贡品和私物两种。贡品由贡使代表其国王奉献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则对其大加赏赐。为使这种活动与“天朝”皇帝身份相符，这种赏赐自然都很优厚。

除了贡品外，贡使还附带了大量的私物。对于私物的处置分为两类，一类由明廷“给价”收买，另一类则许贡使自行交易。而这种“给价”一般都高出时值甚多。因为贡使附带私物越来越多，所以一部分由明廷“给价”收买后，其余也就由他们在明廷指定的地点（京师的会同馆与沿海的市舶司）进行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贡使不得在非指定地点进行交易。

在外国使团中，商人占有很大比例，通商谋利是其主要目的。他们都带有大量私物，除在会同馆和市舶司贸易外，还会在赴京途中或别的地方违禁交易。法令岁履行禁止，但这类私下贸易之事仍时有发生。

外国贡使挟私物与中国互市，在正德以前概不征税。明成祖比起祖父更加慷慨：“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下级官员鉴于宋元时期皆征税，且看到贡使所带私物越来越多，屡次奏请征税，皆被拒绝。

外国贡使来中国朝贡，不仅在市舶司和会同馆受到良好的接待，而且沿途驿站和地方官要负责为他们起运货物，设宴款待，同时还可以进行免税交易。对外国贡使来说，“朝贡”就成为一桩大获益处的美事，故来者十分踊跃。

由以上可以看出，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它自始自终处于官方的严格控制下，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不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意。外国只有朝贡，方能进行这种物品交易。非朝贡国则不许有这种交易活动。

从本质上说，朝贡贸易只是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从其贸易形态可以看出，由“朝贡”和“赏赐”所表示的交换活动，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

洪武三年，沈秩受命前往浡泥国，浡泥王称：“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沈秩竟然回答：“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尓。”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它绝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而只是为了满足朱明皇帝“万邦来朝”的虚荣心罢了。

日本学者内田直作也看清了这一点：“无论如何，明代之朝贡贸易，不论从贸易政策上或财政政策上讲，都没有重大的价值，只是举扬所谓朝贡礼的服从关系而已。”可谓一针见血。

明朝时，海外市场对中国十分有利。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其他手工业产品在海外深受欢迎，销路极畅。治明史者都清楚，这时的私人海外贸易处于一种有利的出超地位。如果明王朝不实行海禁和朝贡贸易，以郑和下西洋所显示出来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中国这时完全可以像西方那样，出现一个航海和海外贸易大发展的热潮。

劳民伤财的朝贡贸易

依靠国家强力维持的朝贡贸易，从不可虑经济法则的要求。朝贡贸易对中国只是一种负担，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朝贡贸易中明廷的“给价”与番货实际价值差别巨大，有时甚至高出时价五至十倍，久而久之，不能不引起有关人士的忧虑。不难想见，这种危害国家经济利益的“贸易”方式，所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它不具有持续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力，而只能在短期内靠专制力量勉强维持。

此外，外国贡使一到市舶司，一应接待和宴劳诸事皆由市舶官员负责。在陪送贡使进京时，还要由明廷派人代送贡物。贡使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方官就要宴请，还要征集老百姓为贡使运送物品。即使是农忙季节，也不得丝毫怠慢。因此，贡使入京便骚扰一路，给沿途老百姓造成很大负担。当时有大臣在奏疏中说：

沿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鞑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为贡使运送货物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不容讨价还价，不计经济损失。更有甚者，不少贡使故意沿途滞留，以便趁机采买一些所需之物，从而更给沿途军民增加了不少负担。自永乐以后，东昌府（山东聊城）便处于贡使入京要道，故受害颇深。当地一县民上疏说：“递年进贡，去而复来，经过驿传，凡百需索。稍不满其所欲，辄持刀棍杀人。甚至乘山东饥荒之际，盗买流民子女，满载而去，害民亏国，良可痛恨。”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广大臣民的反对。

而由于明王朝的“蛮夷来赏条例”十分优厚，以至各国贡使贪得无厌，不断讨要赏赐，甚至要求提供路费银两。特别应指出的是，赏赐物品都极求精好华美。在专制帝王的淫威之下，各衙门不敢疏忽。他们都不惜工本，使产品力求精致，以“足称御用”。在这种情况下，“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疲中国”。

明王朝对待外国贡使极尽优厚之能事，不仅赏赐极丰，而且对贡使的额外“奏讨”也尽可能满足。例如，日本当时因为缺铜钱，就不时向明廷“奏讨”，希望多赐给一些铜钱，一般都能如愿以偿。有一次，日本贡使本来已带赏赐物品回国，留在中国的一条船上的日本使者又奏称：“海上遭风，丧失方物，乞如数给价回国，庶王不见其罪。”一些大臣认为这是一种无赖行为，应予以拒绝，成化皇帝海上补赐绢和彩缎等物。但日使又“奏讨”铜钱，成化皇帝又赐铜钱5000贯，日使仍不满足，成化皇帝只好又赐铜钱500贯，日使这才回国。有的国家借口缺船，或朝贡船只损坏，还要求明廷赐给朝贡船只。

这种优厚的赏赐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诸番贪中国彩帛，且利市易，络绎道途。”海外国家既然毕恭毕敬地前来“称藩纳贡”，明王朝自不好断然拒之门外。例如撒马尔罕，虽然原定五年一贡，但其不肯遵守，明廷对此也毫无办法。朝鲜更甚，虽令其三年一贡，但从不遵行。因关系特别密切，破例允许其一年一贡，而实际上却是一年数贡。

占城（越南南部）的求贡之心非常感人。正统元年规定其三年一贡，但占城一直不肯遵守。正统十一年，明廷再次诘责其贡使。贡使称：“先王已逝，前敕无存。”但此后仍每年来贡。正统十三年附表称：“昔先王捐馆之时，尝有遗嘱，令臣继承先志，尽忠天朝，无亏岁贡??故宁受违诏之愆，再奉今年之贡。”这种贪图厚利而急切求贡的心理，正所谓“慕贡锋农望岁”。

在这种贡使蜂拥而至的情况下，明廷用于赏赐的物品数量自然十分巨大，致使“岁时颁赐，库藏为虚”。

值得注意的事，外国贡品多是供玩赏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与国计民生没什么益处。例如，朝鲜居然在两个月内，连续三次进贡的都是鸟，还寄望能得到厚裳。而忽鲁谟斯国则每年都进献狮子、长颈鹿等动物。这些东西，价值不高，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

而中国用于赏赐的则主要是绢、帛等丝织品，另外就是瓷器、银和钱钞等物。拿这些有用之财换取那些无用之物，显然对国家经济不利。弘治时一个大臣就上表说：“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臣等窃为朝廷惜之。”

全面考察一下明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朝贡贸易兴盛的明朝前期，白银呈外流趋势。郑和为了“招徕诸番”，仅前六次下西洋即用去白银六百万两。白银在明朝前期显得比较

紧缺，与这种朝贡贸易当有一定关系。很明显，这种慷国家之慨的朝贡贸易危害国家经济，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遗憾的是，以这种厚往薄来买友谊的办法，并未取得理想的结果。由于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所以显得非常脆弱。外国既然付出了“称藩纳贡”的代价，中国多给些东西似乎理所当然。当明廷不胜其浩繁而加以裁剪的时候，外国就大为不满。朝贡国后来因感到无利可图，即干脆不再来贡。

由于明廷把海外贸易严格地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严重地妨碍了私人海外贸易，限制了海外市场的扩大。这自然也阻碍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也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