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演讲词整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关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演讲

昨天晚上正好看到国外的一个评论，说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发生一个转型，由过去单纯推动经济增长转到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社会管理上来。我想这句评论说得还是很准确的。这意味着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提上日程，标志着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个重要转变。由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上来。

那么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究竟涵盖哪些内容？新华社记者经过广泛调研，提出了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四个核心问题，也可以说四个难题，第一，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如何缓解矛盾？这是一个突出问题。第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如何协调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又是在社会管理中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第三，服务意识，我觉得最主要说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如何转向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第四，大家的事情大家来办，我觉得最主要强调的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积极参与的问题。这四点重难点概括非常准确，我今天谈的离不开这几点。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第四点。目前在强调社会管理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就是把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涉及，导致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我想在这个当中我们认识社会管理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一方面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另一方面是社会如何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形成自组织能力。这次日本的地震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和中国历次的救灾相比，日本这次政府的作用明显地比中国的要弱，因此也受到了诸多批评。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社会自救能力、自组织能力、自我形成制约的能力非常强，形成了“乱中有序”。我记得当时有位朋友是中山大学的校长，他正好在东京，地震发生时正好在车上，他对我讲了件事情，让我很有感触。通常讲，地震发生之后都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但是司机还是一直开车，问为什么他不打电话报平安？他说开车不能打电话。这就可以看出人们的规则意识不仅存在于平时，在大难来临时对规则的遵守还是一如既往。我还看到一篇报导，说在一个很大的避难场所，人们扔垃圾还是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的进行分类。

我们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如何形成自组织能力非常重要。我可以再讲一件事情，现在比利时超过300天没有政府了，但是社会运转还是一切正常，人们该上班上班，该放假放假。所以我们讲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就要避免一个误区：把它理解为仅仅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一个社会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新华社这个专题中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协调当前的利益关系？这是社会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一个症结。（出示分析中国贫富格局的一张图）我就想把中国的贫富格局、利益格局问题说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要说清楚不容易。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贫富格局的概念，这区别于人们在收入分配上来讲这个问题，因为仅仅在收入分配，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分配问题的概念上来讲中国的贫富问题、利益关系问题，能解释很有限。去年我去厦门，一个处长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五六年前他买了一个车位，当时是七万块钱，现在能卖42万。就这一个车位几年净赚35万。他就跟我说，这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上班还有什么意义？去年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个帖子，名字叫“年薪50万，生活得很艰难”。账是这么算的，月薪4万，除了个人所得税8000，还有32000，房子月供12000，还剩20000，保险3000、打手机、上网1000、养孩子1500、养车2000、给父母钱3000、吃饭3000、人情费1000、旅游1000，所剩无几。

要说明这个贫富格局，要说清楚四个问题：

第一，我们这一年新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如何分配的？

去年中国的GDP约40万亿，创造的财富一部分归政府，一部分归企业，一部分归劳动者。问题就是三家如何分配的问题。企业的利润由前几年的占19%到现在的占31.3%。国有

垄断企业利润在增加，去年国有企业利润将近两万亿，增长了将近40%，其中不少国有垄断企业增幅在100%以上。垄断企业利润的大大增加，就把占GDP的比重拉高了。政府拿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去年8万三千多亿，同比增长21.3%。政府和企业拿的越来越多，导致劳动者拿的越来越少。2002年以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50%以上，2003年49.6%，2007年是39.7%。但就是劳动者拿的这不到40%，还不是所有劳动者都能拿到。垄断部门的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8%，但拿到手的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55%。所以劳动者拿走的这有限的部分还有相当是垄断部门职工拿走的。接下来还没完，政府拿的这部分是怎么用的？在政府再分配上，民生的投入十分有限，占GDP比例非常小，中央党校有人几年前的数据显示，只有3%左右，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低。所以政府的再分配能力是很弱的。在这有限的投入上，还有问题。如公共卫生投入，记得前几年曾排世界倒数第二，这部分有限的投入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疗养院的40万的领导干部用掉的。到这块还没完，每年还有一些财富分得不明不白、分得比较模糊。巨大的灰色收入到了社会少部分人手里，这对拉大贫富差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收入最高的10%和收入最低的10%，如果不算灰色收入，则差9倍；如果算入灰色收入，差26倍。

第二，财富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是如何转移的？

分到个人手里和名义发给你的不是一个概念，其中存在“七扣八扣”的问题。这个转移是双向的，一部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政府，一部分公共的转移到个人手里。先看前者——个人财富是如何转移到政府手里的？1、税收 这是政府获取资源的最主要方式。目前税赋增长得太快了。2005年《福布斯》发布报告称，在全国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第二重的，仅次于法国。2、社保缴费 根据清华有人研究，五项社保相当于工资的40%，当然稍微夸大了点，因为工资可能存在低报的情况。但尽管如此，社保缴费已经相当高了。3、土地出让的收入 征地是把耕地变为商业用地，耕地没有价格，商业用地有价格，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款达到1.59亿元，农民土地遭流失，这是失地农民财富向政府转移的过程。

另外，出口和外汇制度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民间财富的缩水。目前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是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由银行再按汇率引发人民币。出口越多，外汇储备就越多，钞票也就越多。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越发展，通胀就越严重，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富民穷”，这种后果的产生与财富的转移过程不无关系。

我们再看后者，反过来是什么样的。财富到政府手里形成了公共财富，这种公共财富又有一个向个人转移的过程，这个转移现在看来有的是正当的，有的是不正当的。这包括：1、政府的再分配。政府将从社会中得到的财富变为公共财富，再按照新的原则提供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公共保障等，这部分投入很有限，但是最近几年在增加。政府再分配职能是有所提高的。据我调查，得到实惠最多的应该是中西部地区，农业税取消、耕地保护、新农合、义务教育??使最贫困地区农民状况得到改善。但是现在问题是，民生投入有没有持续性？我去年提出了“狭小空间中的有限承诺”，近几年民生投入的增加不是在政府支出的结构发生调整变化情况下发生的，不是建立在协调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的，这几年政府在民生上的投入最主要的形式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拆东墙补西墙”。我觉得量不会大。其二，卖地的收入。这部分量很大。但是用于投入于民生上，卖地有没有可持续性呢？今年两会我了解到的一些市长反映说，如果不让卖地，民生投入很难保障。没有利益关系的调整，没有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民生的投入是不可能持续的。2、国有资产的流失和被瓜分，这个过程从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90年代后期国企改制，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得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地方。第一就是土地转让。在土地转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很严重的，目前不少腐败的大案要案都发生在国土部门土地转让的环节中。另外，采矿权的

转让也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因素。庞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对贫富格局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3、不正当的福利，主要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用房一部分向困难群体提供，一部分向公务员提供。

第三个环节，社会中财富价值的变动和财产性收入有多少？ 我们现在已经由无产社会变为有产的社会，财产的价值不断变动，刚才说的车位就是明显的例子。

现在财富的主要体现就是房子。现在全国居民手中房价总价值100万亿，城市75万亿，农村25万亿。这对贫富格局有重要影响。十几年前“百万富翁”很稀奇，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百万富翁”，在北京拥有30平米的房子就是百万富翁，这就是由房价增值带来的。2003年我提出“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为什么全国人民，有房的、无房的都纠结房价？因为不仅仅是住房需求，还有财富增值的过程，这一点都不比工资性收入少。这是分析贫富格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中国的房价是有泡沫的，但是房价不仅仅是泡沫，还有财富的转移和渗透问题。比如两个家庭在几年前在不同地点各买了一个房子，都是三千一平米，现在一条地铁修通了，正好经过一个家庭所住小区的门口。那么这家的房子一下涨到6000块钱，不通地铁的另一家只涨到4000，前者增值更多。这高出的2000块钱就是修地铁的钱转移和渗透到房价中去了的缘故。这就是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的渗透效应，以及这种渗透形成的财富效应。如何让居民公平地分享由于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转移和渗透过来的财富，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出什么招来。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100万亿现有财富，如何利用，如何善待，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物质条件？房地产调控就要赋予这样的目标。我一直有两句话的想法：即“有房者帮无房者买房”和“促有房者消费”。“有房者帮无房者买房”：一，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提供小户型、低总价的住房。二，政府多建经适房、廉租房。“促有房者消费”：中国的房地产是畸形社会的产物，中国人像13只热锅上的蚂蚁，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无房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要保持财产的安全性，让消费者对未来有安全感，这是房地产调控的另一个目标。所以我一直反对房产税，主张50年内不征收房产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正常的消费，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才有坚实的基础。

第四，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腰包是如何掏的？ 即使到了人们手中的收入，甚至包括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还有一个在群体和个人间转移的问题。这又是影响社会贫富格局的重要因素。根据北师大一个教授2004年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1、资方或企业对劳方的掠夺，用压低工资和少给社会保障的方式获得超额利润，一年大约4400亿，掏了工人4400亿元的腰包 2、银行中的存贷款中的掏腰包。可以理解为负利率，借钱的人向被借的人不但没给利息，也拿走了一部分本钱。通过这种方式掏腰包，约600亿，现在存贷款规模扩大，我估计大约在1000亿以上3、股民在证券市场中的损失，15000亿4、土地转让的损失，10000亿

今天看来，还有几个因素值得注意：1、股市中的财富“掏腰包”，两个环节：一是直接的融资，光投资不分红；二是个人和股市的交易2、通过价格方式实现的财富转移。如目前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通信成本高、道路通行费高导致物流成本高，所以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我提出了“非制度化生存”，一个人、甚至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不能按照规矩来生存，必须以破坏规矩的方式才能生存。实际上由于整个社会物流成本的增加，每个人每日每时都在掏腰包。3、行贿、受贿、人情往来。另外，在全球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也有掏腰包的问题（1）国内财富向世界的直接转移，每年约几

百亿。（2）出口补贴和退税，一年补贴给国外消费者大概五千亿（3）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部分，在国外的分红很慷慨

这这四个环节放到一起，我们可以明白贫富格局形成的原因，当中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我要调整中国的利益关系，要在哪些方面做文章，如何解决呢？我要谈两个问题。

1、 如何使解决中国的利益关系成为可能？ 2、 解决中国的利益关系问题需要怎样的机制？ 先谈第1个问题。现在中国利益关系最严重的不是贫富差距太大，最要命的是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已经失控，这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调整中国贫富差距上面，政府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但是每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趋势失控比贫富差距大一点更麻烦。

要解决这个问题，说麻烦很麻烦，说穿了也很简单。先看看西方发达国家是怎么办的。 西方国家有的贫富差距也是不小的，收入最高的10%的人比收入最低的10%人高出十倍以上的都有。但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个人收入所得税。交税之前差距可能十几倍，交了税之后可能只有4、5倍。但是我们不可能靠这个办法解决，当然我们也交个人所得税，可是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反向调节的，富人的税交不来，工薪阶层的税一分不能少。使得两者差距加大。但是不是政府不征富人的税，我想说到这儿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的收入是不是清楚、政府是不是掌握的？能不能解决问题，就取决于这个。在西方国家，你的收入在税务局一定能查得清楚，而在我国，可能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的收入怎么样，可是国家并不知道。所以在中国利益格局上，最要命的是“一本糊涂账，两眼一抹黑”。富人的收入不掌握，穷人的收入也没掌握，中国政府可谓是“两眼一抹黑”。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分不清楚，解决利益关系问题一点可能都没有。

我们往上追，就可以追到一个细小的问题：有效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未做到，每个人的收入清清楚楚。西方国家做到了，可我们没做到，这是最关键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几十年了，按照相应标准纳税。如果我们能建立这项制度，解决利益协调关系才有了可能性。

但是我们现在还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社会管理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就提出过一个概念：“中国社会中的不可治理状态”，即解决问题前提、条件、基础都没有。我再举个例子，腐败问题。我觉得中国的腐败无法解决。大家想想，每年的腐败案绝大多数都不是使用制度化的方式发现的，大多数是处理不小心等意外情况被发现。被发现偶然，不被发现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反腐败？如果真想反腐败，其实很简单，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这个制度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普遍使用了。如果没有现金管理制度，没法反腐败。目前，我国票据管理制度、账目管理制度、个人信用记录制度一塌糊涂。这些制度很不起眼，但都是社会中的基础制度，这些基础制度的缺乏，导致不可治理状态形成，问题解决失去基础和前提。这些基础制度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如何形成有序的社会，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管理的问题，很简单，把这些基础制度建立好。一个社会制度有两种，表层制度和深层制度。表层制度靠深层制度来支撑。目前在我国大量的制度是表层的，而基础制度是深层的。打个比方，表层制度好比是车，基础制度是路，路有问题，车再好有什么用？而我们现在基础制度已经瓦解了，却把基础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完善。这样导致的结果只有两个，第一效率非常低，第二大家非常累，现在很多单位“5+2，白+黑”地干。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底下的基础制度完善、牢固，上面的表层制度越简单越好。上面的这些制度就算有漏洞也不能随便去堵，因为成本会大大增加。比如说西方国家有“无理由退货制度”，运转了几十年。如果交给我们，我们肯定去堵，打报告、去申请??手续繁杂，成本很大。

现在谈第2个问题，解决利益关系问题得有机制。社会中的很多利益格局解决没有动力推动，也无法解决。所以得有机制，我叫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最近几年利益关系失衡，呈现“吃亏的永远吃亏，占便宜的永远占便宜”的特点，利益失衡不是简单的政府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肯定还有别的原因。这原因就是社会中已经有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每次都得到好处，弱势的每次都得到坏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利益主体已经出现，社会需要一个机制。比如劳资双方如果没有特殊的安排，永远是资强劳弱。但是社会想办法，建立工会，尽量达到力量大体均衡，保护弱者的利益。利益的失衡要就是要与这套机制有关系。再比如说农民，在中国，二元结构牺牲的是农民，户籍制度牺牲的是农民，加入WTO牺牲的也是农民，甚至控制通胀追溯到猪肉涨价，因为养猪的农民好欺负。你得建立机制，可是有人担心建立机制会不会导致社会动荡呢？其实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关键在于规则化、制度化。你得有这套机制，同时靠规则、制度去约束和规范。这套机制必须要有，否则利益关系无法解决，将来造成的麻烦会大得多。所以通过制度的建设，建立利益的均衡机制，通过这种途径推动社会当中利益关系的调整，最后实现利益关系的相对均衡，这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不是一时的天下太平，而是社会的长治久安。长治久安目标的实现与规则化、制度化有密切关系。但是现在社会管理、维护稳定我们为了一时的天下太平，去破坏规则，破坏了之后长治久安的基础就没有了。现在我们现在不但规则、制度的建立过程非常缓慢，破坏规则反而成了常态，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