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

1949年后的中国乡村社会，国家政治空前地深入基层，多元化的社会趋向一元化。这个一元化只是控制的一元化，还不是管理的一元化。80年代以来，个体户和私营经济被政治的空间包裹，人们在其中被较多控制而较少管理。一方面，他们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和各级「国家」定义和选择，被政治的内卷缠绕起来；另方面，他们也藉「国家」谋取私利，并「顺势」参与到国家的内卷化之中。 1995年，阳村成立了一家养鳗场，是由村委会、四名村干部（含村长、书记）和几个技术管理人员三股各20万元投资建的。书记任董事长和法人，副书记任干事，村长任董事。这是个两不像企业：不像私营的，因为有村委会参与；也不像集体的，因为名义上又是私营股份制企业，村干部也以 私人名义参股。但是，借村委名义向养殖场提供的条件十分优惠：占 公地1,800平方米15年不变，年租金仅1,500元，一平方米的年租金还不到一元；自来水月收100元，按当地水费合近二百吨，只是几天的用量（养鳗每天要换水一遍，用量几十吨）。

《福建工商报》曾经批评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为达到减免税、多贷款、少缴工商费等优惠的目的，争戴集体企业的「红帽子」，扰乱了巿场经济秩序17。这个养鳗场却相反，村委会参股，偏要戴私营企业的帽子，当然是为了避免假公济私的嫌疑，如果是集体的，村民就有监督的权力，如果是私人的，村民就管不着了。 村干部？商人？农民？──他们都是，又都不是。他们实际的行为规范，既是追逐利润的商人，又是借公家的鸡下自己的蛋的干部，也是对朋友颇有情义的农民。他们有多重身分、多重伦理、多重人格。这种复杂性正是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反映，多种秩序集于一身，产生的不是秩序危机而是协调。他们在基层社会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行为方式，建构了一个基层的「国家」，并如此把「国家」复制到基层社会。

上述种种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和伦理，究竟该如何解释？人们为甚么用旧的一套「文化」去理解「改革」？从经济人类学的脉络，在检讨自利（self-interest）的经济学模式和政治经济（politic economy）的模式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关心道德经济和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ics）模式的重要性18。如果不是为理性选择理论做注脚，而是从实践理论的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上述非经济学的文化因素强烈内卷着经济的运行。

三 文化内卷化

文化内卷化（cultural involution）主要是指「文化」参与的社会复制（不是简单的复旧）与精致地格定各种秩序。这一「文化」的参与不是固定的，文化内卷化也是文化的实践。实践者选择何种「文化」，又何种「文化」可以作为行动的资源和手段，与习性（habitus）和场域（field）的共同作用有关。本节通过三个简短的个案来展开讨论，反映文化先验图式（cultural schema）所引起的内卷。 有这样一个故事：个体户育飞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与阳村天一堂的「三自会」教徒不同，她们不去教堂、不过圣诞、不拜偶像（包括祖先），并排斥一切偶像。但是，在她们的小店中，却售卖叶玉卿等港星

的大幅照片。我问她们：这些歌星有不少歌迷崇拜，是不是偶像？飞妻说：「是」。我又指一张几个孩子的彩画和擦脸油袋子上的倩女头像，她说也是偶像。我问：你们不拜偶像，为甚么还要卖偶像？你们现在做生意，不进这些货怎么样？她说：「幸亏主耶稣会宽恕我们。」

育飞说：「做生意，她还是要进这些照片，凡有人的照片都是偶像，都不能卖。如果我信了，只有改行，卖别的。」当然，在主的宽恕下，她们依然做着「偶像」的生意，内心并没有因为违背主而带来冲突和负罪感，也许是因为主宽恕了她们。人们在扮演不同角色时的那种协调和自然，那种携带着各种理由的解释性，那种随机应变的世俗态度，早已超越了公／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农民／商人等界限，他们就是他们。

上述个案，反映出乡民的习性（而非理性）的策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习性是一个有生产力的先验图式的习得系统19。能动者的习性，亦即他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基本上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的结构的结果20。奥特娜（Sherry Ortner）认为：一个文化先验图式呈现了一个优势权力的选择，它通过文化故事──神话、寓言、历史等的效能，规定和「冻结」各种文化实践到一个特别狭窄的形式上21。这种前结构的先验图式，包含了个体的社会化经历，使人们不能简单地脱离自己的过去，以致常常被他们自己和他们内化的外部环境所 「冻结」，最终只能用惯习的方式理解新的问题。他们功利的经济伦理，大概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不同，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一方面，这是他们内化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结构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他们的行为将这种结果投射回社会场域和结构，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人与社会，通过如此多人参与的「场放大效应」，形成巨大的内卷力。

1994年末，我对光华香菇加工厂进行了访问。光华厂属于私营企业，股东八人，是日本太行株式会社指定的加工厂。时值圣诞前夕，他们正组织70多个工人加班加点，赶时间将冰菇出口到日本。下面是一段有关「在乡商人」的对话： 「你们算不算商人？」

「算不上商人，在乡下小打小闹。」 「你们觉得甚么人才算商人？」

「几百万的富翁，有小车。像我们一年赚几万，算不上商人。」 「那你们觉得自己算甚么？个体户？」 「对，是个体户。」「个体户和商人距离很远。」 「要是说你们是乡村商人呢？」 「乡村哪有商人！商人都在大城巿。」 「你们不是也在经商吗？」

「问题是不是所有经商的都是商人？」 「如果说你们是农民，对不对？」 「（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是农民。」 「那你们和一般农民有甚么区别？」

「我们是三不像：不像商人──商人漂洋过海，又是商人；是农民，又不是农民，不耕田；是工人，常做工人的工作，又不是工人。」「是农民个体户。」「名词说不来。」

「你们有没有当商人的理想？」

「理想不现实嘛。」「有时候闲时还要帮家里割稻、种菜，是三不像嘛。」 「那你们赚了钱想干甚么？」 「想出国。」 「出国干甚么？」

「出国赚钱，只要能赚钱就行。」

上述访谈，反映出乡民面对国家、城巿、农民、商人、个体户等而进行的自我定位。「乡村哪有商人」，是「农民个体户」，「经商的不一定都是商人」，以及区别于一般农民的「三不像」，这些自我认定，正是内化了国家、政治、历史的「农民」和「商人」定义以及社会场域结构中的「农民」位置。育飞夫妻是一个月赚千元的个体户，没有资格像东光厂那样参加镇的商会（阳村加入商会的标准是入会者的资产超过20万元），只能参加个体户协会22，但他却告诉我他是商人，因为他有城镇居民户口。他说他也是个体户，但不是农民。这一界定，显然来自国家。

面对国家（例如通过户口）、学校教育（教科书中大量关于「农民」和「农村」的描述）、父辈的口传、传媒的报导与家庭、周围邻里和朋友等的互动，这些「在乡商人」从小就习得了「农民」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因此，他们要走出「农民」观念的内卷，不仅要跳出自己的惯习，还要挑战国家和社会结构的界定。就多数人而言，这并非易事，除非原有的国家和社会结构有所改变，或者他们对摆脱「农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心力和物力。回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虽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今天已经受到质疑，但是一种融入习性的伦理对制度变迁极其重要，仍然对今天的改革有所启示。

阳村的溪边地方，有一家小型股份制香菇加工厂，股东四人。他们在旺季（约三个月），每月收购并加工香菇15吨，每吨能赚1,000元左右。杨平（股东之一）告诉我：他们一年的纯收入5-6万，其中一半是逃税的。因为发出一车香菇收一车的税，所以一般是半夜一点钟发车，赶上就交。要是不逃税，一年少收两万多，就没有甚么利润可赚了。他说：一般税收人员到厂里，抽烟喝酒接待他们，随便谈谈，与他们商量，让照顾点。一般在没人时，塞一点钱给他们，以后即使再看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还说：一般人都熟了，所以不会抓到，每次意思一下，大约一百多元。税收人员一般也承包，所以只要能征够税，就让你逃一点，一般能「意思」一两次，不可能次次都逃。

税是国家的，税收人员是国家公务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按照国家的规定去做。收税的受贿，交税的行贿，大家十分有默契，圆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税收任务。行贿是商人行为还是农民行为？这也许很难说清。但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绝没有一个标准的商人规范，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农民规范，他们生活的原则，不是用「受贿」、「行贿」、「商人」或者「农民」所可以界定的。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自己一套理解问题的知识和从社会中选择的知识（文化资本），由此生产出他们的文化产品和行为。外部文化环境（例如上层干部的腐败）则对此提供了可行的暗示。

人们在50-60年代少有行贿受贿的行为，因为那时有严格的制度限制。如今他们从过去的文化资源中选择行贿受贿的方式，不仅是因为改革拋弃了旧的经济制度，还在于新的制度没有建立，因而无法提供普遍合理的获利方式。选择旧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它旧，而是因为有用。如果新制度能够提供更合理有效的收益方式，人们当然会偏爱新制度。

腐败、以权谋私等等旧的「金权政治文化」泛起，能够被改革的社会变迁「自然选择」，深层的原因在于它与目前的「金权政治」和「金权经济」的运作方式（不易用巿场经济、社会主义等概念简单界定）有耦合的一面，三者形成了自耦合的内卷化。其中的内卷机制，恐怕单靠诸如国家／社会等二分模式是无力解释的。

四 结 论

中性地理解内卷化，在于强调社会演变中过去和现在的密切联系。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以为，传统和惯例在经济秩序中是相当重要的23。诺斯（Douglas North）在论述制度变迁理论时，也指出了「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得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24。然而，甚么样的传统会被选择？甚么样的路径会被依赖？难道四十年中几乎绝迹的腐败现象一定会被唤起？内卷的机制究竟何在？我认为，这与改革的启动条件和运作机制有关，在乎于对社会场域和习性的深刻理解。

从国家行为和乡民实践引起的内卷化，至少可以看到乡村内卷化有如下方面的表现：（1）资源匮乏、低技术、劳动密集的精致生产方式、城巿的相对剥夺和乡村的「社会结构负担」（即农民要承受社会结构带给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以及人口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形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某些地区的个体户和乡镇企业（例如阳村的几家香菇加工厂）也在以类似的方式（包括低技术、劳动密集、相对剥夺和社会结构负担）参与内卷。（2）国家政治体制部分地沿用了旧的文化资本，为旧的政治文化所内卷（例如腐败现象）。这不仅扭曲了经济改革，内卷的政治文化还随着国家的各种渠道渗入基层社会。金权政治正在一些地方迅速地精致化和「制度化」。萧凤霞通过珠江三角州的田野研究，描述了80年代人们如何用国家的语言批评国家，用国家对地方的整合去脱离国家，用国家的合法性去建构地方的合法性的矛盾逻辑，说明了一种历史政治和文化内卷化的衍续25。（3）乡民习性地运用原来的文化资源作为新的建构 「材料」。80年代以来，在个体经济方面，除了在经济伦理上国家鼓励赚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外，阳村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