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啼笑因缘》中凤喜的人物（汉语言文学专业）形象

刘德柱对沈凤喜“色”的霸占完全撒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不像樊家树那样一点一点地投资，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轻易地霸占了沈凤喜。正如小说中写道的：“刘将军道：?有主儿要什么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而后又投其所好地选择了金钱这种手段来笼络沈凤喜及其一家人（当然还有强制的手段）。他的财产数额是樊家树只能望其项背的。在刘德柱兼施各种软硬手段之后，沈凤喜欣然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账本，从肉体到精神被她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所俘虏。

在樊和刘的眼里，沈是一个天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樊家树虽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却始终看不惯表嫂何丽娜华贵、奢侈、铺张的生活作风，也不欣赏秀姑那老老实实的样子，而对沈凤喜的清纯、淡雅的女性之色深深沉醉。刘德柱的需要显得更赤裸裸更动物化一些。两人一旦有了这种需要，就欲将之付诸实际。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沈作为一个悲剧性别角色注定无法逃避这一被占有被操纵的命运。当这两个男人如愿得到这个“物品”，就一方面怜惜爱护这个物品，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地使用摧残这个“物品”。其中，樊多怜惜，刘多摧残，但两者的共通点是建立在对“物品”赏玩的态度之上。樊送沈上学，花钱帮沈家把旧屋装饰一新，每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给沈买手表、两截式高跟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不能说他对沈没有感情，但是潜在动机还是建立在樊觉得沈这件“物品”可赏玩的认识上。他投

资的真正目的是使这件“物品”更加赏心悦目，更加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更符合他对女人这件“物品”的构思与想象。樊自始至终都珍爱这件“物品”，一直到沈被刘霸占之后，樊还是念念不忘。如果说沈这件“物品”在与樊的关系中还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那么在刘那里，沈是被更彻底地“物品”化了。在沈被霸占的初始阶段，刘对这件中意的“物品”倒是十分怜惜的，他让沈锦衣玉食、仆役服侍，其豪华奢侈是沈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刘这种炫富式的疼爱无非是让这件“物品”更大程度地归顺于自己。刘想使沈象个温驯的金丝鸟，仅仅在自己所圈定的金丝笼里走动，以其小巧可人的清媚来讨得金丝笼主人的欢心。当这只金丝鸟稍有出格不安份之举，就有被逐被抽打被消灭的危险。既然这样，那么，当沈与樊的秘密会见被刘得知之后，沈这件可任意处置的“物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三、对沈凤喜疯妇角色的认同与界定

现在，我们再谈谈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男性人物对沈凤喜疯妇角色的认同与界定上。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合写的女权主义批评经典名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一章里，评述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她们认为，关在大庄园顶楼里那个蓬头垢面、形同野兽的疯子伯莎·梅森其实就是简，这两个表面对立的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形象的两个侧面。吉尔伯特和古巴尔从多方面论述了简和伯莎的关系。她们从书中意象、事件、情景、词语的前后照应与互相渗透来找出两者之间的各种联结点。她们认为，《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和罗彻斯特的爱情，而是“简与伯莎相逢遇相认知并相冲突

的过程”。伯莎的每次出现都是简感到愤怒或必须压抑愤怒的时候。例如，简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伯特和古巴尔的说法：“桑菲尔德是罗彻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地位的象征，简摧毁这大宅的潜在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4]。”伯莎所做的一切，正是简无意识中想做的事。综观《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简是个追求女性独立价值的女子，她自幼便对男权社会的压迫本质有一种高度的直觉，而这正形成了她沉重的思想负担。于是，她感到窒息，以至被折磨得快要发疯，胸中有股怒火在猛烈燃烧，而疯狂的伯莎一次次替简把不可遏制的反抗怒火猛烈烧向这禁锢压迫女子的男权社会。总之，每个温顺、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狂癫的影子。吉尔伯特和古巴尔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毒害和摧残，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异化的一面：她们超常的痛苦与愤怒。 我们再回到《啼笑因缘》。当沈凤喜这件“物品”突然在刘德柱的眼里不再有赏心悦目的新鲜感时，也就是说刘玩腻了这件“物品”时，它就随时有被弃置的危险。事情起因于沈寻盟旧地和樊了结旧情，遭到刘的无情蹂躏和毒打。他在疯狂地摧残这件本要对他俯首贴耳的可远观亦可亵玩的“物品”时，何曾有半丝怜惜？我们且看小说的描述：“这里秀姑看凤喜身上，左一条红痕，右一条红痕，身上犹如画的红网一样。”沈的遭遇可令我们联想到《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伯莎是男权社会中金钱交易和资产阶级婚姻契约制度的牺牲品，罗彻斯特父亲为了把全部财产留给罗彻斯特的哥哥，就给他找个愿出3万英磅嫁资

的小姐伯莎·梅森。在这场没有任何爱情的婚姻中，受害者只能是作为第二性的伯莎·梅森。而沈凤喜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财产化、物品化牺牲品。在男权社会中，女子是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的。沈在刘一顿惨无人道的鞭打下，在刘公馆那样阴森可怕的环境里，变成了男人眼中的“疯妇”。男彻斯特把疯了的伯莎·梅森禁闭在庄园的第三层阁楼上，刘干脆把致疯的沈送到医院就了事，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件他中意的“物品”——关秀姑，然而，他在攫取关秀姑的过程中，却令人惊异地丢掉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关秀姑似乎不是刘能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物品”了。在反抗男人操纵女人这一点上，关秀姑似乎充溢了女人所独具的活生生的生命力。她作为几千年来一直被歧视被压迫的第二性，不再扮演沈凤喜、雅琴那样甘愿充当男人玩物的角色，更不是沈大娘那样沦为男权主义的符号，她深深同情凤喜悲惨不幸的命运，把熊熊的怒火燃向扼杀摧残女性的男权主义的集中代表——刘德柱，高度蔑视刘可能给她带来的沈凤喜及旧社会许多女子所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在《啼笑因缘》中所描写的男权社会里，她是一个唯一张扬女性生命力、活得酣畅淋漓的女子。但是，真正女性所具备的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意识的缺乏，使关秀姑的反抗带上了很大的狭隘性与局囿性，其反抗更大程度地建立在除暴安良、济危救难的层面上，很难自觉地上升到有意识地对男权社会彻底颠覆与反叛。沈致疯之后，从病理上说患的是一种精神病，沈的种种症候（例如胡言乱语等）无不和精神病的症候有着对应关系。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就更明白潜意识和神经病症候的关系了。原来不仅症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