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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英语特色词汇看发展中的语言变体

摘 要： 本文回顾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探讨了今天中国英语的形成为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由于其标准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仍在进行中，中国英语是一种正在发展的英语变体。

当盎格鲁撒克逊人首先把英语带到不列颠群岛的时候，它也许只是当地众多方言中不起眼的一种。如今在全球化铺天盖地的浪潮中，英语一步步地经历了奇迹般的蜕变，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由于英语在当今社会近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世界其他语言都不可避免地与之进行交互，“英语本地化”的现象自然而然产生，中国英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以回顾中国英语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对其蕴含的价值进行批判性的评价，以及对关于中国英语作为新变体存在的合理性的文学争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借此为预测此语言变体的发展前景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1.英语在中国三个阶段的发展

据记载，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两次传播过程。最早的一次是源于英国人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将英语带到了后来所说的“新世界”，即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稍近的一次则是殖民活动的结果，殖民者建立大量海外殖民地，英语语言就在这些商贸交易的过程中被移植到了亚洲大陆和非洲大陆。

说到英语在中国的发展，最早要追溯到十八世纪，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沿海建立了贸易口岸。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CPE）便在此期间应运而生，为外国商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基本交流作出了贡献（Yun Wei & Jia Fei，2003）。CPE被视为“桥梁语言”，暂时性地服务于不同母语的两者之间，有着极为限制的词汇表达和简化的语法和发音，比如“no can do”（ibid.）。第二阶段的到来伴随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的重要性愈加显著，直接在中国催生了一股学习英语热潮。从二语习得的理论角度来看，语言学习者会经历一个位于其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时期，既未达到目的语的水平，又深受母语的影响，故被称为“中间语言”（interlanguage）。“中式英语”（Chinglish）指的就是大部分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语言状态。它在发音方面既不是英式又不是美式的标准发音，而是带有浓重的中式口音。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词汇表达方面依靠的是从中文到英文的纯字面翻译，与标准的语法规则相背离。常见的例子包括“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果说中国英语发展到第二阶段依然体现着对核心英语圈的标准的崇拜的话，那么第三阶段则标志着从以英语为母语的标准模式向中国本地模式的转变。先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然后中国加入了世贸，近来中国还成功举办了2008北京奥运会，这些无不展现着这个国家作为东方崛

起的力量的雄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通过英语这门国际语言向世界呈现中国特色的必要性。葛传?诚壬?是为英语中的中国元素正名的第一人。他首先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指出其发音与英式或美式的标准相近，由于汉语的影响允许存在句法上的差异，词汇表达则主要展示中国文化的特色。典型的例子有“Four Books”（四书），“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and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等等。这些中国特色的词汇在标准英语中没有对等词，所以中国英语的存在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李文忠先生更进一步强调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以标准英语为基底，通过词汇表达、句法结构和语篇构造等体现中国特色，所以它是英语在中国环境下的“本地化”，在如今日益广泛的跨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而后者只是由随意生硬的翻译演变而来的汉化了的英语，属于存在“石化”现象的中间语言。

从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语在中国的逐步渗透。最开始英语只是限于贸易场所的舶来语，随后它成为人们获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国际交流的主要工具，近来“英语本地化”的趋势更是不容忽视，蕴含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充分展示了一个在世界舞台逐步成长的东方大国。 2.中国英语的特征及其价值

世界不同的种族有着迥异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这些都是在与其他种族进行交互时产生影响的要素。当英语伴随着全球化

在中国大范围传播的时候，它必定会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发生“再生”（reproduction）的现象以适应当地使用的要求，而且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Kirkpatrick和Xu提出英语在中国的本地化基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是直接将普通话拼音按照英语字母体系来拼写，比如taichi（太极），fengshui（风水）， kowtow（叩头）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逐字翻译，比如“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一国两制），“Special Economic Zone”（经济特区），“iron rice bowl”（铁饭碗）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创造出新的词语来表达中国特色外，同时，一些标准英语中的单词会经历语义上的变化（semantic shift）。比如propaganda，在标准英语里是个贬义词，但中国英语允许采用它作为普通的“宣传”之意;再如intellectual，可用于泛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Gu & Xiang，1997）。另外，在如今数字化的进程当中，网络技术更是大大丰富了中国英语的词汇。中国网民们创造出大量新颖有趣的新词，如geilivable（给力），departyment（有关部门），smilence（笑而不语）等。这些中国特色英语新词在因特网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广泛传播开来，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家喻户晓，朗朗琅上口。 细看其本地化的过程，不难发现，中国英语的核心在于将专属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元素注入英语中，填补了标准英语里对等词的空缺，借此使得中国的科技、文学、宗教、习俗等得到更广的传播（Gao，2010;Gu & Xiang，1997），既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又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