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论文425

平顶山学院2012届本科生毕业论文 非语言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宋兰兰

引言

非言语交际是指言语行为以外的所有交际行为，是个人发出的有可能在他人头脑里产生意义的非言语暗示的加工过程，其信息更能真正体现说话者的意图。文化规约不仅存在于言语形式，它还有另外一个载体———非言语形式。“有的学者认为人们的直接交际活动中，30%的信息通过语言传送，70%的信息依靠非语言手段，也有的认为90%的信息来自非语言交际。”[1]在中国，我们用点头表示肯定，摇头表示否定，但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印度部分地区恰恰相反。“笑”代表着快乐、愉悦，然而日本人的笑却另有深意，他们的笑有时表示迷惑、尴尬甚至是愤怒，在跨文化交流中常常令人摸不着头脑，导致文化中断的发生。因此，非言语交际能折射出说话者强烈的文化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行为举止蕴涵在某一文化的非言语表现形式中，并且文化通过这些动作形式的呈现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它的深层结构和价值体系。本文将选取具有文化代表性的非言语行为来解读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一、非言语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的表现

(一)体态语

体态语是非言语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眼神、手势、面部表情、体距、体触等。面部是最原始的感觉和情绪的非言语传播者。作为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面部表情都不像西方人那么富于变化，但中国人的感情比日本人外露。中国人不善于掩饰和造作，喜怒哀乐形于表、不控制情感。日本人的表情比较单调，很少富于变化，而且变化也极细微。中国人微笑常常是情感所致或为了强调谈话中的一些要点，特点是时现时消。在《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曹雪芹对不同人物的“笑”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写：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却鼓着腮帮子，两眼直视，一声不语。众人先还是发怔，后来一想，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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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搂着叫“心肝”，王夫人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揉肠子”。地下无一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同是一个“笑”，但神态不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地位、身份、年龄、性格??如宝玉的宠惯，惜春的稚气，黛玉的娇弱，凤姐的矜持与心计，主人们的放肆，下人们的抑制??无不各俱情态，却又恰如其分。”[2]日本人的微笑非常复杂，高兴的时候不用说，悲伤的时候也以微笑示人。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手巾》中描述:母亲在恩师面前微笑着讲述孩子的死，然而手中紧握的手帕几乎撕裂了。著名外国学者小泉八云对日本人的微笑进行了仔细观察分析：一个日本人的保姆笑着跟别人报知丈夫的死讯，雇用他的外国妇女认为她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经过研究，小泉八云认为日本人的微笑如鞠躬、叩首那样，是问候上司、长辈后，表示喜悦的标志。此外，微笑好似基于古代礼式的崇高礼节，被精心传授。可是，日本人并不鼓励出声地笑。与上级或平级交谈时，不管愉快与否都要微笑，这是礼法的一部分。笑脸是心情最舒畅时的表情，因此，对于父母、亲属、老师、朋友等寄予自己好意的人，总是尽量显示心情愉悦的笑脸，已经成为生活的常规。加之，让世人不断看到幸福的样子，给予他人愉快的印象，这也是生活的惯例。即便心如刀绞也要笑脸相迎，这是社会的义务。与之相反，严肃、沉痛的表情，会使身边的人痛苦、不安，这等于失礼。

手是活动范围最广、活动幅度最大的身体部位，是非言语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非言语交际中，相同的手势，却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合掌放在胸前的动作，在中国表示祈求、恳请；在日本表示感谢和抱歉。大拇指和食指做成“o”型手势，在中国表示“OK”或“0”的意思，而在日本却可以代表钱的意思；竖起大拇指，在中国表示赞扬他人之意，而在日本则表示父亲、丈夫或男性的意思；竖起小拇指，在中国表示瞧不起他人、蔑视对方的意思，而在日本则表示女性、女朋友、情人的意思；食指伸直，将其在头一侧的太阳穴处划圈儿的手势，汉语表示动动脑子想一想，而在日本则表示精神上有毛病、发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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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语言和客体语

副语言亦称伴随语言，要素包括：音型、音质、音量、发声等。日语属于高低型声调的语言，讲话时不像强弱型声调言语那样音量、音幅变化强烈。日本人从高声喊叫到低声细语，对音量和音高、语速都有意节制，日本人在情绪音的控制方面也十分注意，对打哈欠、咳嗽、打喷嚏、打呼噜、呻吟、打嗝等生理音的控制则更严。而中国人则对以上两种功能性发声不是特别注意，甚至在公共场合亦是如此。

客体语指的是与人体有关的相貌、服装、饰物、气味、笔迹等，这些东西在人际交往中也有传递信息的功能。俗话说，貌如其人，见字如见君。从交际角度看，客体语传递的非言语信息，可以展示一个人的文化特征和个人特征。中日客体语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中日服饰文化的对比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可以称得上“国服”的服饰应该是“唐装”。唐装，正在成为服装的“中国名片”，用民族的符号和服饰的语言向世界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中国作为四大古国之一，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文化经过历史形式的和思潮的演变，始终有一个一脉相传的内核。宽大、随和、飘逸是中国传统服装的基本元素。而唐装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沿袭着中国文化的特点。现代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作为中国的传统服装，相对于西装外观挺括、线条流畅，穿着舒适，并且配上领带或领结更显得潇洒大方的特点，唐装的局部自然垂展，不加任何雕饰，整件衣裳全凭穿着者的风骨和气度撑着。印花面料、小立领、中间扣的样式是唐装的典型模式。

日本最具特色的可以说是“和服”，属于平面裁剪，几乎全部由直线构成，即以直线创造和服的美感。和服裁剪几乎没有曲线，只是在领窝处开有一个20厘米的口子，上领时将多余的部分叠在一起。作和服的面料，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由于和服的裁剪制作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在量体裁衣方面比较自由。在制作和服时，较少为人的体型所左右，高矮胖瘦不同的人，即使穿着同一尺寸的和服，也很少给人以衣不合体的印象。因为，它可以因人而异，在腰间调节尺寸。和服虽然基本上由直线构成，穿插在身上呈直筒形，缺少对人体曲线的显示，但它却能显示庄重、安稳、宁静，符合日本人的气质。不仅如此，和服同时也顺应日本的自然；日本绝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因此服装的通气性十分重要。由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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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比较宽松，衣服上的透气孔有8个之多，且和服的袖、襟、裾均能自由开合，所以十分适合日本的风土气候。

(三)环境语

环境语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建筑设计与室内装修、声音、灯光、颜色、标识等，是非常重要的非言语交际手段。

中国传统的空间意识就是“天圆地方”、“上下四方”。而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具有明确的“内外有别”的意识，他们以自己为中心在周围画圈，区别“内”和“外”，并对于处于圈内的人待之以亲近，对于圈外的人待之以疏远。在近体距离方面，与西方人相比，东方的人际距离要小，而同为东方人，日本的人际距离似乎又比中国人大一些。在座位安排方面，现代中国人的席位顺序，一般以中央的位置为最尊贵。如果围绕圆桌开会有2列以上席位时，则靠近圆桌的席位比较重要。在日式房间内，背朝壁龛的席位是上座，如果没有壁龛，那么离房间入口远的席位是上座；在寿司店等日式餐馆里，座位往往围着厨师的操作台，这时面对厨师长的位置是上座，应让主宾坐在那里。

中国人在时间取向上采取向后看，也就是过去取向。人们对过去怀着鲜明的崇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往往是今天事情成败的重要参考。而日本人在时间取向上一方面注重时间顺序，重视经验但与年龄无关；另一方面，又喜欢对未来做好计划。

在颜色方面，红色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崇尚色，它体现了中国人的追求和向往，象征着富贵、吉祥、喜庆。而在远古时代的日本红色被称为赤色，代表血与火，是一种大凶之色，意味着灭顶之灾。日本人对赤色似乎又包含着复杂的情感，日本自称日出之国，以红色的太阳图案作为国旗，说明日本人对红色还心存敬畏之感。白色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体现了中国人的摒弃和厌恶，象征死亡、凶兆、悲凉。而日本人将白色视为“神”的色彩，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认为只有白色是“洁净无垢”，人通过白色才能与神联系沟通。黄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象征意义中国人与黄色渊源颇深，中国人是典型的黄色人种，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称好日子为“黄道吉日”，即使人死后的去处也称为“黄泉”。而到了现代，黄色开始与色情、庸俗淫秽联系在一起。黄色在日本人的传统审美意识中是并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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