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高丽物品中就有毛丝布［③ｉ］。在元代，高丽麻布（毛施布）大量输入中国，受到朝野的普遍欢迎。高丽国王常以“细ｚｈù＠⑤布”作为礼物，赠给元朝皇帝、贵族和官员。高丽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１２９５年）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④ｉ］。益都是路，不是府，此处有误。元代益都路治所益都县，即今山东益都，管辖山东半岛西部的广大地区。可知山东半岛亦应有与高丽往来的港口，但不知其具体地点。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故出售麻布来换取元朝的货币纸钞，以供婚礼之用。由此亦可看出麻布是高丽向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元代杂剧中也提到“洗白复生高丽ｍú＠⑥丝布”，可见其在民间是很流行的［⑤ｉ］。因此，《老》、《朴》两书中关于毛施布的记载是反映了元代实际情况的，人参是高丽的特产，历来被中国人视为滋补佳品。宋、元二代，由海道输往中国南方的高丽商品中，人参都在“细色”（贵重货物）之列［⑥ｉ］。《老乞大谚解》卷中载，高丽商人一行所带货物，除马匹、毛施布之外，便是人参。［①ｊ］。

高丽的文具都很精巧。北宋时出使高丽的使臣徐兢报告说，高丽的名产有松烟墨、黄毫笔、纸等［②ｊ］。宋代的文人学士对于高丽的各种文具都很赞赏，特别是高丽纸。元代，纸仍在高丽王室向元朝皇帝进献的礼物之列，如元宗三年（元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高丽献物两次，一次有黄、白纸各一百张，另一次有纸五百四十张。次年献物中有表纸五百张，奏纸一千张［③ｊ］。元朝政府屡次向高丽索取纸张，如高丽忠宣王元年（１３０９年）“元遣使来求佛经纸”［④ｊ］。忠肃王八年（１３２１年）“前益城君洪沦奉ｃｈì＠⑦来求藏经纸”［⑤ｊ］。可见高丽纸当时在中国仍是很受欢迎的。《朴通事谚解》卷下记，“高丽来的秀才”韩先生将“高丽笔、墨和二十张大纸”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中国文人（第３８３页）。可以想见，高丽文具特别是纸肯定在向中国出售的货物之列。

另一方面，中国出产的一些物品，亦为高丽上下所欢迎。《老乞大谚解》记述，高丽商人在马匹、毛施布、人参脱手以后，便购买“回去的货物，”种类繁多（第２４８—２５４页）。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针、木梳、盆儿、各种刀子、剪子、锥子、秤、等子、各类珠儿、荷包、帽儿、象棋和化妆用品（面粉、胭脂）等。一类是纺织品，有粗木绵、织锦缎子、素缎子、花样缎子等。还有一类是书籍（参见第三部分）。

在上述各类物品中，纺织品最为重要。高丽本土出产的纺织品，历来以麻布为主，丝织品主要从中国输入。无论贵族或平民，都争相服用中国的丝织品。忠让王三年（１３９１年），有人上书说：“我朝只用土宜细ｚｈù＠⑤麻布，而能多历年所，上下饶足。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饰之婢。愿自今士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金银珠玉之饰，以弛奢风，以严贵贱。”［⑥ｊ］同年五月，又有人上疏说：“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⑦ｊ］这时在中国元朝已亡，明朝建立，在朝鲜半岛高丽亦已处于灭亡的前夕，社会奢靡成风。但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决非一朝一夕突然发生。可以认为，高丽王朝末期，贵贱上下穿着中国丝织品成为风尚，这些丝织品部分来自元朝政府（后来是明朝政府）的赠与，但更多则应是商人贩来。因此，《老乞大谚解》中所记商人购买缎子，正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朴通事谚解》中亦有两处买缎子的记述。卷上一段记购买缎子时双方讨价还价。货主说：“舍人敢不识好物么？道地的好胸背。”买方说：“你谩不的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生达达、回回如今也都会了，你怎么谩的我高丽人。”（第１３１页）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丝织品买卖是很熟悉的，富有经验的，因而在讨价还价中充满了自信。

棉花的普遍种植和棉织业在中国的兴起，都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六年（１

２８９年）元朝政府在江、淮以南各地设置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①ｋ］。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在大都的国家仓库“每年收受各处行省木绵布匹不下五十余万。”［②ｋ］民间织造进入流通过程的木绵布匹一定为数更多。棉花种籽在十四世纪六十年代由夕益渐传入高丽，后经郑天益试种成功，并且制作了纺织棉花的工具，棉布生产才开始在高丽发展起来，这已是元朝灭亡以后的事了［③ｋ］。可以说，有元一代，高丽还不能生产棉布。因而，商人将这种新兴的纺织品由中国贩运到高丽，必然是受到欢迎并有利可图的。《老乞大谚解》记载商人购买的物品中，便有“粗木绵一百匹”。事实上，一直到明初，朱元璋还支出大量棉布来和买高丽马匹。

《老乞大谚解》所记高丽商人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连，等子十连，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锤、毫星、秤钩子都有”。秤是检测物品轻重的衡器，等子是用来检测珍细物品（如金、银）轻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乱，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谋士刘秉忠建议；“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④ｋ］忽必烈登基称帝后，采取了统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高丽国王致书元中书省说：“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子一ｐáｎ＠⑧、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⑤ｋ］可知高丽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谚解》记述商人购买来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规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统一制造，“行铺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须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⑥ｋ］。这就是《老乞大谚解》中购买衡器时强调“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标准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为一秤）两种，“秤”因此又成为

重量的一种计算单位。元代秤法如何，史无明文，说法不一［①ｌ］。但从上引《高丽史》记载来看，元代官方确定的标准显然是十六斤秤。高丽史料有很多可补我国宋辽金元历史文献之不足，此亦一例。 三

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比起前代来，有很大的发展。韩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最近出版的张东翼教授《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一书，对此有很好的论述［②ｌ］。在《老》、《朴》两书中，元与高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反映，可以和其他文献记载相印证。这里想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高丽僧侣在中国的求法讲经活动，一是中国书籍的输往高丽。

在古代，僧侣对于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过重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周知的。在唐与新罗、百济，以及宋、辽、金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侣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元与高丽之间，佛教僧侣仍然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朴通事谚解》的一些记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朴通事谚解》卷上的一则记事说：“南城永宁寺里听说佛法去来。一个见性得道的高丽和尚，法名唤步虚，到江南地面石屋法名的和尚根底，拜他为师傅，得转衣钵。回来到这永宁寺里，皇帝圣旨里开场说法里。”“说几个日头？”“说三日三宿，从今日起后日罢散，诸国人民一切善男善女，不知其数，发大慈悲，都往那里听佛法去。”（第１３３—１３５页）按，高丽和尚步虚和中国和尚石屋均实有其人，朱德熙先生曾引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和佛教史乘《吴都法乘·石屋和尚塔铭》加以论证。该塔铭记临济宗僧人石屋清珙生平，其中述及弟子“高丽人”愚太古师事石屋的情况。愚太古即步虚。关于步虚的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