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岩》为例谈知识分子形象的分化与转化

内容摘要：1950、1960年代，描写知识分子形象只有两种方式——“妖魔化”和“工农化”。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结果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作为一类人物形象的独立性，知识分子形象经过分化、转化，最终瓦解。《红岩》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红色经典”小说之一，其文本中塑造的多个重要人物，正体现了知识分子形象分化、转化以至于瓦解的这一过程。

关键词：《红岩》 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

1950、1960年代，被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尚未完全丧失其革命同盟者的地位，但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已逐渐失去被作为正面主人公塑造的合法性。在那个年代，描写知识分子形象只有两种方式——“妖魔化”和“工农化”。那些不能放弃所谓的“个人主义”、“小资情感”的知识分子，一般都被塑造为投机者、叛徒，走向革命的反面，最终演变为阶级敌人；而那些积极改造自己、坚定地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断向工农兵靠拢，身上属于知识分子的特点逐渐消失，最终脱胎换骨，实现身份的转化，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结果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作为一类人物形象的独立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形象其实已被瓦解，已经不复存在了。《红岩》作为影响力最大的“红色经典”小说之一，其文本中塑造的多个重要人物，正体现了知识分子形象分化、转化，以至于瓦解的这一过程。

《红岩》中的三号角色成岗、四号角色刘思扬以及叛徒甫志高都属于知识分子，这是没有争议的。而文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江姐和许云峰，对于他们的阶级属性仍有争议。 文中最成熟的革命者江姐和许云峰，作者在介绍他们的身份时，都提到他们在工厂当工人的经历。因此，有很多学者都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划入了工人阶级。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两个人物的，又会发现，若是把他们当作纯正的工人阶级革命者，似乎并不那么理所当然。江姐仪容端庄、谨慎冷静，她能够长期主管地下革命者最重要的刊物——《挺进报》的刊印工作，想必是具有一定文学功底的。许云峰气势不凡、口才了得：“我确信，在黎明前消失的不是山城，而是见不得阳光的鬼魅！罪恶的血手将最后被人民缚住！”从他的态度和语言可以推断，他绝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许云峰和江姐其实是知识分子而非工人阶级。在我看来，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角色看作是由知识分子“工农化”之后的革命者，那么他们身上出现的矛盾，就都说得通了。

一名知识分子，是被“妖魔化”为阶级敌人，还是被“工农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取决于他能否克服其作为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弱点，这些弱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其一，物质上，对生活品质、个人进步的追求。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革命不容许掺杂任何“个人主义”的杂质。若追求物质生活，则不能成为一名纯粹的革命者。而想借革命来实现个人进步就属于动机不纯，是不能容忍的。工人革命者余新江到甫志高的家里，看到他精心布置、整洁温暖的客厅，他“没有过多的反感”，并不是因为他承认一定的物质享受的合理性，而是认为甫志高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追求生活品质是为地下工作做掩护。

与这些无欲无求的革命者形成对照，作品中的大叛徒，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甫志高，显然未能成功克服自己在物质上的弱点，这也是他与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形成分化的起点。他对现在的生活方式很满意，不愿意调离银行；他追求上进，积极工作，想“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发展自己”，虽然因为过于急进、不够谨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他在主观意图上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革命工作。他的这些想法，若放在今天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小说中，许云峰和李敬原却因为他不能克服这些“个人主义”的思想，早早地给他判了“死刑”。在还没有得知甫志高叛变的消息的情况下，他们就已经决定要将他清除出革命队伍。

其二，精神上，对美满爱情、家庭生活的眷恋。

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当爱情、家庭与革命发生冲突，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舍弃，甚至为了预防这些“小资情感”对革命造成损害，不如干脆将情爱观念完全抛弃。双枪老太婆与丈夫华子良失散了十几年，当终于得到他的消息时，她不是激动地想要立刻与他相见，而是冷静地决定等革命胜利，同志们都被救出监狱再见面；江姐的丈夫被残忍杀害、悬首示众，她一时极为震惊，小说描述了她此时的心理活动：“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从中可以看出，“‘老彭’对于她，首先是‘战友’，其次是‘同志’，最后才是‘丈夫’，失去战友的悲痛远远超出了失去丈夫的悲伤。” 能否正确处理革命与家庭、爱情的关系，成为了区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又一道重要分水岭。刘思扬在刚被关进渣滓洞时，得知未婚妻孙明霞也被关在对面的牢房里，并未丧命，他感到安慰和幸福，“心情立刻开朗了”，但此时的他还是一个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小资情感”尚未清除。小说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他在监狱中的转变，他不断成长，思想观念与工人革命者们逐渐趋同。我们能够发现，在之后的篇章里，再也没有描写过他对未婚妻的思念，他写了那么多的《铁窗小诗》，全部都是关于革命斗争的壮志豪情，而没有一首献给未婚妻的情诗。在小说最后，他已经完全抛弃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切情爱观念，转变为了一个成熟的、与工人无异的革命斗士。在“越狱”时，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在弥留之际，他想起了很多人，未婚妻孙明霞在这时才终于得以再次登场，却是排在成岗、许云峰、江姐之后，并且，即便在这个时候，对她的称谓也不是“亲爱的孙明霞”，而是“共同战斗的孙明霞”，孙明霞之于刘思扬，早已无法称得上是恋人而仅仅是战友而已了。

与“工农化”的知识分子相反，作为“妖魔化”的知识分子反面典型，甫志高没能克服这些“小资情感”，这也成为他日后被抓、出卖同志的原因之一。他深爱自己的妻子，不忍心抛下她不告而别，因此在被许云峰警告其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仍铤而走险回家看望，结果自然是被等候多时的敌人抓获。当时，虽然他“背心冰凉，害怕得连心跳也停顿了”，却还记挂着妻子的安危，一心想给她通风报信。这样一个深情的男性角色，如果出现在现在的网络小说里，大概可以迷倒众多少女读者，而在类似于《红岩》这样的红色经典小说里，对家人的珍爱与留恋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状。

克服了以上所说的两个弱点，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转化，他们还要经历一场终极试炼，这一试炼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而试炼场就是敌人的监狱。知识分子要以经历酷刑这一方式，通过对肉体疼痛的超越，完成精神的升华，从此抛弃原有血统，脱胎换骨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一名顽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要能够以强大的精神力超越肉体的痛感。小说几乎从不正面描写革命者遭受酷刑之后感受到的痛苦，而是大量描写他们坚强的毅力：许云峰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第二天就可以拖着铁镣下地行走来鼓舞众人的士气；江姐被用竹签插手指之后，还能写下“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来激励自己的同志。最后，他们一个被敌人处死，一个为掩护同志逃脱而牺牲，面对死亡这一对肉体的终极折磨，他们毫无惧色，从容赴死。

刘思扬因为家里的关系，在被捕之初没有受到太多折磨，但他并不为此庆幸，因为“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他迫切需要接受敌人的折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因此，当他后来被带上重镣，他觉得无比自豪，而被家人救出监狱，却让他倍感失落。成岗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连他的妹妹也说他“像个工人”，然而再怎么“像”也终不是“是”，他的被捕受刑则成为他由“像工人”到“是工人”的最后一道程序。那篇慷慨激昂的《我的自白书》则是他由一个知识分子完完全全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宣言。

无论是已经完成转化的江姐和许云峰，还是处于转化之中的刘思扬和成岗，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属于知识分子的独特性，他们特殊的生活情趣、独特的价值取向

已不为时代所接受；而保持了知识分子气息的甫志高，却无法维持其正面形象的合法性，只能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独特性的消弭和合法性的丧失，都昭示着，在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正走向瓦解。 参考文献：

①罗广斌，杨益言.红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②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③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黄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