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电大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曹操其人及评价
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亦影响了后来杜甫白居易等之文风。 曹操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著名，内容多为描写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其中有不少感时之作，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这类五言诗，其有“诗史”的性质。其著名诗篇有《短歌行》、《苦寒行》、《篙里行》、《观沦海》、《龟虽寿》等。像其中的《短歌行》，写出了作为建安时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复杂心情和深沉感概。全诗笔调低回沉郁，“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色。同时，全诗声音铿锵，换韵自由，袭用《诗经》原句，不着痕迹③”、另一首《观沧海》，通过作者亲临东海观潮的感受，表现了其暮年的壮阔胸怀。词中描写了山海间万物的繁茂和萧瑟秋风中呈现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连，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伟大气势；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伟大场面，真是壮观极了。日月星辰都在他的怀抱之中，如此恢宏、壮丽的意境实在是令人赞叹。《龟虽寿》直接抒发了诗人的胸怀，节奏急促，顿挫分明。词中从正反两方面咏叹了自然界不可抗据的客观规律，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誓言。 曹操虽为封建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但他必竟亲历了时代的战乱，感受了征战之苦，目赌了战争所造成的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这种感情在他的诗中亦有反映，像《苦寒行》、《嵩里行》都描写了征战之苦。《嵩里行》中写道：“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甘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地反映了战乱所造成的苦难，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文章虽不及诗之名气大，但亦有华章。汉代散文多受辞赋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题材的文章也多形成了一定的格式。曹操的文章不落俗套，不受束搏，只重视表现自己的思想，语言简洁朴素，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像《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太尉桥玄文》等都是用简朴的文笔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无做作雕饰之辞，其有政治家的雄伟气势和斗争锋芒。
二 、小说、戏曲舞台上的曹操
众所周知，人们对祖国古代历史的了解，以三国史为最多，但人们的这种知识不完全是从历史书中得来的，很多是从小说《三国演义》及有关的戏曲中得来的，因此不免有些与历史实际不相符的地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来指导写作。因此作者对曹操极力揭露、鞭挞，对刘备尽心美化、颂扬，甚至虚构、编撰了许多与史实不同的故事、语言来为之服务。而后在清康熙年间，由毛宗岗父子修订加工后的《三国演义》更是变成了宣传封建道德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言品。书中鼓吹封建常纲伦理和宿命论思想。认为“刘家天下”就只有由刘备来“正位续大统”，才是“天命所归”、合理合法的。企图以此来教化百姓驯服，进行愚民政策，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却忘记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这句千古圣言。
然而，现今在我们生活中流传的《三国演义》均是由毛氏所增删润饰过的本子。因此，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在旧小说、旧戏剧的歪曲宣传和误导下，人们往往把曹操当成篡汉奸臣，加以否定，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全集》第三卷1956年版）。
又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操评论说：“明察秋毫，谋略出众，真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当然，《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是可以而且应该虚构一些情节来使事情更加具体，人物更加典型，起着文学作品应该起的作用。但历史小说毕竟与历史著作不同，我们今天了解三国的历史，评价三国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应该根据《三国演义》。
小说《三国演义》和戏曲舞台上的曹操，虽仍以曹操贯名，有历史上曹操的影子，但他已成为表现作品主题的材料。作家对曹操这个人物已是按照自己表现思想的需要进行了若干的增补、删削，使其符合作家表现作品主题的要求。即使是历史小说、历史剧也不能例外。文艺作品不是写历史，某些人物或情节是允许虚构的，那幺删改人物的某些行为就不足为怪了。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根据剧情的需要，不仅虚构了禅娟这个人物，而且还将屈原的学生，著名诗人宋玉写成了一个背叛屈原，被批判的人物。历史上的宋玉有许多处已无史料证明其身世，也根本无他背叛屈原的记载，连他是否真是屈原的学生都很难搞得清楚，仅从时间上看，他所生活的时代晚于屈原，有人说他是屈原的学生。而从他的作品《九辩》看他政治上是不得志的，流落出抑郁不满情绪①。如果他背叛了屈原，必然是得到楚怀王、南后的赏识，他应该春风得意才是。这些都是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但郭沫若在剧中却把他写成了背叛老师屈原，追求禅娟，讨好楚怀王和南后的败类。作家之所以这样写，主要是为了表现两派斗争形式的严峻，并以宋玉映衬屈原、禅娟的高尚情操。
在作家的笔下，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因此，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做了某些加工改造也是可以理解的。《三国演义》在长期的成书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上正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尊刘贬曹”的观念已是一个明显特征，作家要尊正统思想的代表刘备，就必然要贬斥曹操、孙权。不仅是要对他们本人的行为进行褒贬，而且连他们周围人物的政治态度都随之改变。像徐庶这个人物，在蜀能为刘备谋划，进了曹营，不管曹操如何厚待，都是一言不发。作家为表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政治态度，总是不惜采取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进行加工改造。对于曹操这个人物，罗贯中肯定是进行过修改增删的。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描写，基于作家“尊刘贬曹”的思想，他已变成了一个奸诈、狡猾、阴险的恶势力的代表。对于历史上曹操身上的某些优秀之处，像曹操在北方实行的屯田制，规定民间的斌税政策，都轻描淡写地代过。却运笔细腻地描述征张绣时，他下今不许马踏青苗，反而自己的马惊踏坏了大片麦田。曹操假意欲拔剑自刎，被众将救住，割发以代。这个故事不仅不是赞美曹操，而是描写了他虚情假意的狡猾。可见作家的选材是有其鲜明立场的。
作家为了表现曹操的奸诈、凶狠性格，竟不惜编造某些情节，为塑造人物服务。像写曹操的杀人，有的是既无任何理由，也无历史根据。书中写得十分热闹，已为看过《三国演义》的人无所不知的杀其父结义兄弟吕伯奢一家；杀主粮官王（上后下土）的故事。前者仅是出于疑心而将其家人杀了十数口，而离去时路遇沽酒而归的吕伯奢，明知错却仍杀之。连同行的陈宫都不能容忍地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以致于陈宫最后离曹操而去。杀王（上后下土）只是军中粮食不足，借头欺编众军士，以稳定军心。但这两个故事在史书上均无记载，其情节都是作家编造的。张国光等校订整理的《文史时照插图本〈三国演义〉》“故事梗概”（该书对史料与小说故事进行过详细核对）中，在谈到“操军乏粮之事”时说：“则传有之，灭杀王（上后下土）以借头之举，则不载。”有曹军缺粮之事，
而无借头之举。关于曹操过中牟，为县令所获及杀故人吕伯奢之事，《三国志》中的记载仅是：“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或有识之，为请得解。”《魏书》则与此大同小异①。可见这些故事都是作家为了表现人物，刻画曹操的性格而加工创造的。
曹操的好杀人，历史上确有多处记载。当然多是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诛灭异己。我认为这也是政治斗争中可以理解的。比如曹操杀董承、杀董贵妃、杀伏皇后等，如果这些人在斗争中获胜不也是要杀曹操一伙吗？但史书上也有多处记载他性忌杀人，像杀华佗、杀孔融、杀杨修、杀许攸、杀娄圭、杀崔琰、杀边让等，有的是因为斗气，有的是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有的是忌贤妒能。杀杨修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有才华了，曹操的什幺事都瞒不过他；杀华佗是他不听曹操的，跑回家去不回来，不愿给他治病；杀孔融是他好卖弄才华；杀许攸是他当面开玩笑叫他小名。问题是作家对曹操杀人一类的坏事都写进了小说，有的还不惜编造某些情节，这个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如果我们将曹操的作为与刘备在小说中的描写加以比较就会看得很清楚了，作家笔下的刘备，则是个仁人君子。小说中几乎没有写过刘备杀人，而且是尽做好事。有多处写他为被俘的敌将松绑，使得对方感激涕零，当场表示愿为刘备效力。最生动的例子是“吴国太佛寺看新郎”中，写孙权听吕范计“令贾华率领三百刀斧手，伏于两廊；若国太不喜时，一声号举，两边齐出”结果刘备。可是当刘备跪于国太席前，泣告此事，国太大怒，责骂孙权，喝令斩杀贾华时，玄德又反为贾华求情。刘备真是好事做尽，好人全让他当了。
但最能表现刘备是个好人的，还是人们常提到的“三让徐州”、“携民渡江”这些生动故事。在这两个情节中，作家浓墨重彩的描写了刘备的高尚品德。陶谦被曹操围攻，玄德带兵往救。“陶谦见玄德仪表轩昂，语言豁达，心中大喜，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让与玄德。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 谦曰：‘今天下扰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皇亲，正当力扶社稷。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玄德离席再拜曰：‘刘备虽汉朝苗裔，功微德薄，为平原相恐不称职?? ”刘备坚决不受。退曹兵后，“谦延玄德于上座，拱手对众曰：‘老夫年迈，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刘公乃帝室之胄，德广才高；可领徐州，老夫情愿乞闲养病。’玄德曰：‘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为己有之，天下将以备为不义人矣。’”糜竺、陈登虽在旁相劝，陶谦推让再三，刘备只是不受。直至陶谦病危相托，徐州百桂拥府前哭拜挽留，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②作家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了刘备的仁德、谦让。再有“刘玄德携民渡江”中描写刘备撤离樊城时，“玄德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负者不计其数。” “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①”小说中这些描写虽史书中亦有记载，但也不乏添枝加叶之处。从作家的写作态度来看，是在极力赞美刘备的仁德。与描写曹操的态度比较，便可鲜明地感受到小说中“尊刘贬曹”的政治立场。
那么，小说中为什幺会形成这种“尊刘贬曹”的思想呢？这一思想主要是来自封建帝王的宣传和提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时代的统治思想。由于封建帝王为巩固目己的统治地位，多是把自家说成是正宗，是天子，而把反对他们的、起来革命造反的人民群众说成是叛逆，这一思想便是正统观念。刘备由于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也” 。刘备代表着执政的封建统治者，当然就是应该歌颂的对象。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三国戏中正统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观念在统治者的亲自监督下，表现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 从明罗贯中成书《三国演义》时，“尊刘贬曹”的态度己很明确。而到了戏曲剧目中，这一观念又得到了更进一步强化。清王朝对民间流传的小说，戏曲的监管是很严格的，有许多禁毁的律条，其中不仅规定了具体的禁毁内容，而且还规定了刑罚标准。《水浒传》、《金瓶梅》都被贯以“海盗”、“诲淫”的罪名，不准在民间流传。而对于《三国演义》 “虽然有人在奏章中援引《三国演义》受到了处罚，但这部小说并未遭禁。究其原因，大概如章学诚所说：“演义之属，已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②清王朝在禁毁一些有反抗封建统治思想意识的小说、戏曲剧目的同时，又对《三国演义》类小说的人物、情节进行改造，渗透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政治观点。而在清朝统治者安排编写的三国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清王朝的宫廷里，经常演出京剧（至今北京故宫、颐和园里仍保留有演出的戏台），命大臣们编写剧本，《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小说都曾被改编成戏曲剧目上演过、《西游记》的改编本名为《（上曰下升）平宝筏》；《三国演义》名为《鼎峙春秋》，都是有一百二十出的连台本戏。而在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戏曲剧目中，“尊刘贬曹”的正统理念就更为强烈、“《三国演义》中丑化曹操的情节大多都写进了戏中。特别是许田打猎、衣带诏事发大行杀戮、拷害吉平、杀国舅、贵纪，在《三国演义》里也只用二、三个回目描写的事件，《鼎峙春秋》中从第二本到第三本用了十几出戏的篇幅大加演染。”③而对于“《三国演义》里一些赞扬曹操的情节多做了删改。”刺杀董卓改为“王允指派曹操行刺”；第五回曹操招幕义兵，原为“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改为“争王图霸”。在《鼎峙春秋》中曹操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已是十恶不赦了。剧中写曾操死后和董卓一起被打入地狱，“十股阎君说他‘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流东海之波流恶无尽’。轮转鬼王宣判曹操来世变鳖，以示对他生前罪恶的惩罚。”④统治阶级的这种“贬曹”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以后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京剧三国戏里被丑化了的曹操形象已无法改变（当然作为艺术作品也没必要改变）。像在《水淹下邳》一折戏里写攻下下邳，生擒吕布、陈宫等，曹操对刘备说：“传下令去，今日所抢之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在小说《三国演义》而外加的，为的是极力表现他的骄横、凶残。此外，还有许多骂曹操的戏，借剧中人物之口揭示曹操的罪恶：像《击鼓骂曹》（一名《群臣客》）、《 徐母骂曹）（一名《击曹砚》，又名《女骂曹》）等，《徐母写曹》中徐母骂道“种种奸谋，彰明昭著。世之三尺童子，未有不想杀尔之头，食尔之肉，割尔之心，碎尔之骨！”这较小说中对这段故事的描写更为鲜明、具体。真可谓把曹操骂得痛快淋漓。
而在戏曲舞台上，曹操的形象已定型，并有许多专工演员扮演（像有“活曹操”之誉的黄润甫、侯喜瑞、郝寿臣），各流派特点不一，但其基本扮相均为勾白脸，三角眼，深皱纹，挂黑满，与奸臣赵高、严嵩的扮相一类。表演上奸诈多疑，工于心计，多思多虑。但又常常中人计谋，上当受骗。曾操己 成为文艺作品和戏曲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典型。 三 如何评价曹操的是是非非
历史上的曹操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确实是不一样的。但因为小说流传广泛，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帷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信虚者为真。” 因此，一些人便主张应为曹操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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