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名银行家

都表示要增加人手。但投资银行最需要的是什么人呢？

在人力顾问公司Hudson任职银行及财务招聘组长的卓东樱说，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招聘比起商业银行要少很多, 不过随着市场的开放，投行的潜力比很多行业都大。她说，现在投资银行最渴求有丰富经验而又懂中国国情的人，能说普通话当然最好，但对中国的国情及企业的了解也非常重要。所以，海归派和香港人在这方面都有优势。

商科生比比皆是，你是投行想找的人吗？

而对中国内地年青人来说，竞争非常激烈，因为投资银行是在过去2、3年才开始较有规模地招聘毕业生，但想加入这个行业的人却越来越多。投行除了会在大学举行校园招聘外，也会与商学院合作举办课程来挑选人才。但中国内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科学生毕业，要脱颖而出不是一件易事。

摩根士丹利副总裁、负责亚洲人力资源调配的韦文翰说，投资银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职者要有好的学业成绩，因为成绩代表一个人学习的能力及潜质。由于中国商科毕业生比比皆是，一个MBA 学位也逐渐变成必需。不过，他说中国的学生有一个通病，就是只着重学习的表现，但是拥有一张满分的成绩表，并不代表一个人能成为出色的银行家，一份均衡的简历才是银行最想看到的。“投资银行是充满竞争的行业，能力、热诚及目标当然重要，但创造力及忍耐也是不可缺少的。”他说。除了学业上有好表现，投资银行也喜欢一些也在其他方面有成就的人，例如音乐、艺术或体育。“一个有才华的人，代表他是一个充满热诚的人，这种热诚往往能够在事业上帮助他们。”

不过，希望加入投资银行的人也要有心理准备，这将会是一份竞争及压力均非常大工作。在投资银行工作了7年多，现于ING霸菱香港公司担任地产分析员的李智颖说，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2小时，除了要对自己负责的行业及公司有很深入的认识外，也要掌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因为每一件看似简单的事件，每一个普通的数据都可能对地产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客人就依靠你的判断去做买卖。她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但也是一个很奖罚分明的行业。”

作为业界资深人士，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董事总经理郭淳浩认为，投资银行是打工者最**的行业。这位年薪过千万元的高级银行家提醒想入行的年轻人要注意三要素。郭淳浩说，毕业生欲投身投资银行业，先决条件是学历够，否则没有机会面试，因此学历是第一关。“Make yourself interesting（令自己有趣），是我挑选应征者的另一考虑要素，应征者需表达出他如何将自己定位，跟别人有所不同。”其次是要“烂做”，切忌怕吃亏，尤其是开头几年需要“死做烂做”，他语重心长地说“越能做的人，就会有越多的事情做，但是付出的肯定会跟薪酬不成正比；打工仔一定要能吃亏，永远让老板觉得你在吃亏才有得做，如果有一天，老板发觉你在占便宜，难有好结果。”第三个要素，就是新人要争取机会跟上司去见客户。即便在香港，上市公司数量庞大，但肯光顾顶尖投资银行的，郭淳浩估计不会多于100家，所以行业内竞争激烈；而客户在利用投行的专长的时候，也会教你怎样做，变相的指点你。“可能英雄见惯也是常人，但对于后生仔来说，若打算日后在商界发展，有机会拜会商场中最厉害的人，这行无疑是最理想的行业；当然，新入行者也要自己多留意，才能学习更多。”郭

淳浩又忠告，年轻人最好在30岁以前入行，主要原因是，这行的确很辛苦，工作经常要“通宵达旦”。

证券分析师：年薪百万美元不容易

由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此集中了相当一批对中国、亚洲资本市场非常熟悉的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观点在市场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瑞银证券的行业分析师等，他们的观点经常在媒体中发表，为业界所关注，有的时候更是确定投资建议的出发点。

活跃于香港资本市场的证券分析师之间的差异很大，就数量而言，市场占有率超过1.3%的大型券商和投资银行大致有20家左右，中型的公司大致有40家，小型机构数量极多，而且很多是以家族形式经营的。基本上，所有这些券商和投资银行大约可以被区分为“四大板块”。1个板块是欧美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第2个板块是日本；第3个板块是来自东南亚的券商和投资银行；第4个板块是香港本地券商和投资银行机构。

在欧美公司，其专业研究人员如高级分析师的收入每年可以达到200万到300万美元的水平，除此之外，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年底还有20个月到40个月的花红可以拿。第二个板块，也就是来自日本的公司，专业人士的收入要比欧美公司低30%到40%，也就是每年有约150万美元的收入。东南亚以及香港本地公司的收入情况不好说，也不确定，这是因为他们的家族企业的性质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银行并不十分在意培养新人，他们获取人才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让新手自己去争取机会，在干中学，边干边学，像游泳一样，新手游得出来也就出来了，游不出来就淹死了；另一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挖人。由于现在竞争激烈，同时经济并不理想，新手的工资每月只有3万港元，而且要求标准很高，至少要出身于美国名牌院校。香港本地券商机构给新手能够提供的收入更低，大约每月只有15000港元左右，不过标准也相应低一些，有的仅要求大学毕业即可。

基本而言，在证券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士可以被划分为策略分析师、分析师和助手三大类别。策略分析师的主要工作是提供观点和项目框架，比如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策略分析师陶冬就表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观点，所写的任何内容很少超过一页纸。对比中国内地的情况，很多人对观点（View Point）看法有很大的偏差，这是策略分析师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观点往往就是出发点，就是确立的原则，观点一旦错了，最后的投资建议恐怕就错得更离谱了。所以，策略分析师的工作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

分析师的主要工作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项目，为某一市场提供投资建议。由于他们并不能脱离宏观的束缚和策略分析师提供的观点，因此基本而言，他们的工作比较具体，属于中观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有的公司还有经济师的职位，这个职位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国情分析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以便更好地把握宏观状况。

而助手的情况不是固定的，要视各家公司以及助手所跟随的分析师情况而定。通常助手至少对各种软件、图表工具及数据非常熟悉。助手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因为他要时刻准备为分

析师提供帮助，完成其所交代的任务。

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几乎人人都是工作狂。陶冬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钟，此后，他往往还要安排一些自己的事务去做。也就是说，像陶冬这样的分析师，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摩根大通金融机构分析师邓体顺则透露说，他的工作是从早上6点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国际上有些市场就已经开盘了，他必须跟踪情况，而到晚上10点左右他就会结束工作。

在西方重大节日感恩节的前夜，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睁着明显疲倦的双眼，还在接待媒体的访问。他也是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的，直到深夜。谢国忠平静地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在资本市场上打滚的人，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适应不了，就不要做。事实上，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在资本市场的圈子中，专业人士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努力正是全球财富流动的原始动力。对于这样的工作强度，可能是很多人所不能想象的。人们希望获得财富，也很羡慕分析师的荣誉和光环，但有多少人准备长年累月地这样工作？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如果你30岁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分析师门槛，还在助手圈中晃荡，那么最好的建议就是换个工作，重新开始。因为即使从30岁开始，你还需要7-10年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成就，才能在业界拥有真正的市场地位。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分析师中脱颖而出？拥有深厚理工专业背景的荷银证券全球半导体首席分析师王秀钧的心得体会是：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他拥有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Engineering Economic System）博士学位，对生产流程清楚，提问非常专业。王秀钧指出，掌握数亿美元资金的外国基金经理人都很有经验，问题尖锐，而且态度咄咄逼人，让人没有喘息空间。对于有心想从事分析师工作的人，王秀钧建议给人的第一印象和presentation（做专业演示）的能力一定要加强，因为这决定了基金经理听完你讲的第一分钟后，会不会有耐心再继续听下去。王秀钧通常直接问他们想知道哪些，根据他们的需要马上回答，换句话说，除了准备够充分，sensitivity（敏感度）也很重要。“分析师这行是people business（了解人、喜欢与人相处的行业），人诚不诚恳很重要。”

而美林证券台湾研究部副总裁曾省吾则是凭借下苦功了解产业趋势赢得业内声誉。曾省吾拥有电机与MBA双硕士的学历，曾在华宝证券任职，为了分析个人电脑、主机板与手机等下游产业，他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不仅拜访上市公司、撰写研究报告，半夜还要起来回答国外客户问题。在调查上市公司时，曾省吾的观点持平、中肯，对未来看法不会受一时景气高低影响。此外，他喜欢发问，分析问题比较深入。

尽管从小跟随父母移民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与加州大学柏克利（学士）等名校，花旗美邦研究部副总裁林群杰却不自满，仍旧认真用功，使受访公司愿意主动提供他更多消息，让其分析报告更能洞悉产业走势，看准股价未来方向。之前，林群杰曾在百富勤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任职，经常每周工作70小时。他认为，证券分析师好比侦探，工作中需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观察事物，进而说服别人。

女性职业前景看好

在具备欧美名校留学背景的华人中，女性在跨国金融与投资银行界拥有突出的职业发展机会：以金融市场较为开放的台湾地区为例，继2004年7月高盛任命余佩佩接替张果军出任台湾公司总裁后，已经有4名女士担任全球性投资银行的高层：除了余佩佩，其它3名女性主管包括摩根士丹利台湾CEO林水仙、瑞银集团台湾业务联席主管陈嫦芬及美林企业融资部台湾主管黄慧珠。拥有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余佩佩，在台湾外资投行界有超过10年的工作经验，在加入服务了5年的高盛前，她曾在瑞银和花旗集团任职。3年前才与从事律师职业的丈夫结婚的余佩佩表示，工作的忙碌让她把婚礼交给先生及秘书打点，她只负责在约定时间现身，在拍完婚纱照后便立刻搭飞机公干，在婚礼前2天才回台湾。

在发展时间不长的内地市场，也已有孙玮、刘小俞、王学明、袁淑琴、李晶与赵竞等本地女性跻身于中高层职位，分别担任花旗环球金融亚洲公司中国业务主席、摩根大通中国区副主席、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德意志银行中国股票业务董事总经理、瑞银证券中国证券部董事总经理和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

然而在投资银行界，也有女性面对债券交易和芭蕾间的选择时，决定在功成名就之时激流勇退，寻求自在的生活方式。巴克莱证券公司债券发行部全球负责人艾比桂-霍夫曼（Abigail Hofman）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积累了极其丰厚的收入后，霍夫曼厌倦了“执行制作人”（managing producers）的角色，她选择离开伦敦金融城，从而有时间一周4次上芭蕾课改变形体，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本土团队与MBA身份

投资银行在企业文化和员工招聘中强调“团队合作”，但其“团队合作”通常围绕着业务组中的个别明星银行家而展开，体现在下属对主管人士的全力配合与支持。在过去20多年中，跨国投行中国业务的表现起伏与其在华组织结构和高层团队的变迁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时至今日，“承诺”对于跨国投资银行来说已不是两个中文字这么简单，而是体现在业务策略的制定、中国团队的组织结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协同效应、本地化的市场推广与宣传及本地员工的招募与提升等诸多方面。所谓“魔鬼在细节中”，正是上述每个领域的规划与执行情况最终决定了大行在华的整体形象与业绩表现。

然而，国际投行的全球布局和中国业务的发展策略未必都会一致，当两者之间出现冲突时，中国业务难免受到冲击。此外，外资投行在设立中国内地QFII研究中心和组建相关团队时，同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优先考虑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需求（对具体人选的熟悉程度）还是更关注其是否了解和适应中国市场？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国际大行驻内地的中国证券市场分析师绝大多数从香港、新加坡等海外市场调任，虽然在对其的信任和熟悉方面没有问题，但较少考虑到“空降兵”对内地市场的认知程度，更没有顾及本地业界和媒体对外来分析师的接受程度。因此，在中国业务拓展中，如何协调可能冲突的不同需求是欧美金融机构（尤其是美资投行）需要面对的长期性挑战。

正如瑞银集团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何迪指出，投资银行的长久发展需要三大因素的支持：品

牌（靠专业服务赢得客户）、团队（吸引人才并发挥作用）及对市场的承诺程度（战略是否能始终如一）——上述要素均以关键的“人才”为基础。随着国际投行中国业务的深入开展，本地团队组建与招募的重要性愈发彰显出来。在本地团队的组织结构方面，花旗环球金融公司、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与美林的安排较为出色：中国区主席（总裁）与多位董事总经理的职位设置既体现了投资银行总部对内地市场的重视与承诺，也有助于提升运营效率。同时，上述安排也为公司内部员工的提升创造了空间，有利于团队的稳定，还方便对外招聘资深专业人士加盟。

由于中国主管部门目前对跨国投资银行在华参股和执业还存在诸多限制，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内地提供的职业机会非常有限。1999年起，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环球金融公司、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和瑞银投资银行开始逐步在清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大国际MBA（BiMBA）、复旦、交大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招聘本科与MBA毕业生，但提供的多为最初级的分析员（Analyst）职位。随着中国入世后外资投行业务竞争的日趋激烈，美林、德意志银行等少数大行已尝试招聘本地MBA担任Associate：2003年毕业的复旦国际MBA叶林在德意志银行实习了2个月后，和该行签约获得年薪80万元的聘用承诺。

相信在竞争者举措的激励下，“尊贵与保守”的华尔街大行终会以谦逊平和的姿态，在中国市场推行和其本国同等的招聘与培训、晋升制度，在“攀越长城”的征途中争夺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