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

宋代书法特征有二：一是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书法发展到南宋，因为延续北宋以来“尚意”书风的余响——热衷于表现书法家自己的胸中意气而忽视技法——而南宋书法家一方面没有北宋书法家那样的才情，又没有深厚的技法功底，因此南宋书法渐渐地走上末路。这时候，元代书坛巨匠赵孟頫高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学书法应该避开唐宋，要向更远的晋朝书法大师学习，并身体力行地施行。最终，赵孟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元代中期以后，江南爆发了农民军起义，还有关于帝位的宫廷斗争，社会开始不太平了。这些，对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书法面目都有极大的影响。 六、宋元建筑、雕塑

宋代的雕塑家创造了许多动人的形象，并且也创造了更接近生活的平凡的人的形象。宋代以来泥塑艺术已经成熟，有才能的雕塑家能够直接观察生活，并加以表现。宋代雕塑的最大特点是世俗化。

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四十四尊侍女像表现了侍女们多种动态的神情，有充分的生活根据，而又经过了提炼整理的。这些女像的绝大部分，无论面型、身材比例、眼和口的表情、身体的动作，以及衣褶飘带等的处理，都细致、含蓄，并取得统一的效果，而共同刻画出女性的聪慧可亲的性格。 太原晋祠圣母殿侍女像

元代雕塑最大特点是宗教题材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趋势。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居庸关过街塔的天王像；杭州飞来峰的摩岩造像；洛阳白马寺十八罗汉像和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

宋元时期的宗教建筑成就很高。宋代一重要建筑群是山西太原晋祠，是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位于太原西南悬瓮山下，原来侍奉春秋时晋侯的始祖叔虞，故称晋祠。现有建筑除圣母殿、飞梁是北宋，献殿是金代以外，都建于明清。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间（公元1023年—1031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正面朝东，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实际是殿身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加副阶周匝）。重檐九脊殿顶。平面中减去殿身的前檐柱，使前廊深达二间；内柱除前金柱外全部不用。前檐副阶柱身施蟠龙，柱有显著侧脚和升起。

飞梁是位于圣母殿前方形水池——鱼沼上的十字形桥梁。结构是先在水中立石柱，柱上置斗拱、梁木，再覆以砖。根据斗拱、石柱和覆盆莲瓣石础的形制。 晋祠圣母殿

元代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是山西赵城广胜寺。全寺范围较大，分为上寺、下寺和龙王庙三部分。广胜寺的重要性还在于有一座明代的十三级的八角琉璃砖塔。明应王殿中有元代壁画和雕塑，寺中贮藏过金代的大批佛经。这一切都增加了广胜寺的历史价值。

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元朝道教建筑的典型，也是当时全真派的一个重要据点。一九五九年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为了免于水淹，迁到了现在的芮城县城附近。永乐宫规模宏伟，气势不凡，建筑面积达八万六千多平方米。宫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排列在一条五百米长的中轴线上。三清殿保持着宋代特色，为元代官饰大木构典型。 永乐宫 永乐宫壁画

永乐宫内艺术价值最高的是精美的壁画。三清殿内的壁画是永乐宫壁画的精华，面积共有403.34平方米，从画家题名的遗墨中可知，这些画完成于元代泰定二年。在4米多高、90多米长的巨幅壁画上，展现了天神们朝拜元始天尊——老子的情景。画家独具匠心地在静中求动，二百多个人物有的说话，有的倾听，有的沉思，有的凝神，或坐或立，或俯或仰，或行或止，安排得非常得体，纷繁而不杂乱，众多而不零碎，使人感到构图统一而完整。

七、宋元工艺美术 （一）陶瓷工艺

宋代工艺美术中最有突出成就的就是陶瓷，不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可以说，宋代是“瓷的时代”，人们简称它为宋瓷。宋代的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创造了各种独具风格的陶瓷品种。其中最著名的有五大名窑（官窑）：哥、官、汝、定、钧。和两大民间窑：磁州窑、耀州窑。宋瓷最典型的特色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哥窑：百圾碎、鱼子纹，釉色有月白、粉青等。官窑：釉色有月白、粉青、大绿等。汝窑：釉质莹厚滋润，葱绿或深灰色，有印花、刻花。定窑：白釉瓷器为主，坚细轻巧、花纹图案风格典雅 。 钧窑：胎骨为羊肝色、厚而不透明，窑变色斑美丽无比。以紫、红、青、白闻名。

元代瓷器产地及各自特点，南方的景德镇、龙泉窑和北方的钧窑，景德镇：白瓷得到发展，釉里红装饰，粗大、厚重、朴俗。龙泉窑：釉色青中带绿、供应出口。 元代瓷器的发展虽不及宋代那么引人注目，但也开始表现出新的发展特色。如果说宋代空前发展的制瓷

业是南北方瓷业竞相繁荣、官窑与民窑竞相发展的结果的话，那么元代制瓷业的特点就是突出江西景德镇瓷业，使其跃居全国瓷业之首。元代后期，由于海上交通发达，政府比较重视对外贸易，包括制瓷业在内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数量、质量均较宋的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二）金属工艺

宋代的铜供不应求，极为缺乏，故在日用器皿中，主要用于制作铜镜，金银细工大多以商品形式出现，加工技术已十分成熟。元代贵族统治者十分重视使用金银器，因而元代的金银工艺得到很大发展，制品花纹纤细甚至过于繁缛，尤其是金首饰已制作得细致惊人。 宋代铜镜 （三）染织工艺

宋代的染织工艺，在唐代生产的基础上，又有较高的发展。缂丝是这时期出色的产品。宋代的缂丝除作实用外，已向装饰方面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欣赏品。

元代的丝织品中，织金最为有名，即在丝织品中采用加金技术，这是元代的特色。另外，棉织工艺在元代得到普遍的发展。代替了传统的麻织品，对人民的服饰产生重大影响。 元代织金锦袍 第七节 明清美术 一、明清绘画艺术特征

明清两代，由于专制统治的强化，统治者对文化艺术的干涉也十分蛮横粗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极其严厉苛刻，尤其是在开国初期，按照帝王意愿所树立的“正统”绘画观念，引导画人脱离现实、醉心师古，宫廷画师及画坛主流大多守成多于突破，表现题材也比较狭窄，特别注重为政教服务的作品。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影响巨大，使得重南抑北之风在画坛盛行。 山水画与佛家禅宗一样，从唐代起便划分为“南宗”与“北宗”两个系统，后世的山水画一直沿着这两个系统在传承发展。南与北，并非指地域之分，而是以“南禅”与“北禅”的不同修行法门来类比山水画的两种习艺方式和创作倾向。 南宗出于“顿悟”，不仅高超绝人，有“士气”，而且使作画者得到“烟云供养”，享受自在安闲的乐趣，从而益寿延年；北宗从“渐积”（即苦修苦练）而来，非但造作刻露，而且作画者神劳志苦，以至损寿，故应受轻视和排斥。

受元以来文人画的审美情趣影响，使得明清文人士大夫绘画的思想内容和画境、画意相对稳定，将书画做为忘却世俗、畅神怡情的工具，明显反映出“万事不关心”的冷漠态度，使得明清卷轴画的内容，大多以闲花野草、山情水态、逸致幽情为主，远离时代与社会。 由于经济的繁荣，在江南的一些重要工商业城市里，专业画家和文人画家云集，形成了许多有鲜明风格特色的画派，如明代的“吴门画派”、“武林派”，清代的“四僧”“扬州画派”“金石画派”“海派”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技法流派，如明代的“水墨大写意派”和“勾画点叶派”，清代的“没骨花卉”“楼阁山水”、高其佩的指画技法、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画风等。 二、明清山水画

（一）明代浙派山水画家及作品

明早期山水代表是戴进，戴进（1389—1462）明代杰出画家。字文进，又字文节，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擅长山水、人物、花果、翎毛，临摹精博，早年为制作金银首饰工匠，后工书画，以卖画为生。其山水源出李唐、马远、夏圭，技巧纵横，画风健拔，一变南宋浑厚沉郁的风格，画神像、花鸟，都极精致。其画风风靡于当时吴伟、张路、王世祥、方钺、戴泉、夏芷、何适、谢宾举、谢时臣、汪肇、蒋嵩、夏蔡等多人，皆承其画风，而形成“浙派”。故戴文进称为浙派始祖，师承南宋院体。戴进的作品有《风雨归舟图》《春山积翠图》《溪堂诗意图》等。 （二）吴门四家的作品及风格特征

明中期，吴派兴起，始创于沈周，成于文徵明，另有唐寅、仇英等，沈文唐仇合称“明四家”。他们都在江苏苏州从事绘画活动。因苏州古为吴地，故又称、沈、文、唐、仇为“吴门四家”。四人中沈周、文徵明都擅长画山水；唐寅山水、人物都很擅长，他们以南宋院体为法；仇英以人工笔人物、青绿山水见称。四人各有所长，先后齐名。但除沈周、文徵明有师承关系外，唐寅、仇英各有内格。因此“吴门四家”只是明代四位成就很高，不同风格的大家，两并非一个画派之称。

陈道复是吴门著名的花鸟画家,师事文徵明,他的写意花鸟,从元人画法中发展而来,直接受沈周、文徵明、唐寅的影响。诗书画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思想意境,开创了清新隽雅的一派风格。 （三）明代后期华亭派的代表人物

明代后期，上海松江一代。代表人物为董其昌，他扭转了吴浙两派的颓风。他提倡摹古，师法董源、米芾等，成为了“华亭派” （又名“松江派”）的代表。董其昌深谙古法，所画用笔洗练，墨色清淡，风格古雅秀润，代表了“华亭派”的风格，与“吴门画派”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