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

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 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 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这就是 \不落 空” 现象，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 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 70 年代末的高考、 80 年代初的出国、 80 年代中期的官倒、 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队、 90 年代初的下海、 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 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 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 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目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总体性资本对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总体性资本的精 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 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 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 90 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 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 ，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个阶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社 会利益狭隘，很难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该集团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不利于协调社 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反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 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多元参与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反映意 愿的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 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总体性资本影响决策是对于中间层参与决 策的最大威胁。

3.14 两极社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 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 反社会倾向。改革以前，中国居民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层社会反而 不明显。改革以后，由于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社会出现新富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 比较庞大的贫困层，这是中国经济上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以来 就是中国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 迁中新产生的贫困层，如下岗职工、衰落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 等。如前所述，由城市中的失业和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 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据近年的一些调查，在这种新产生的贫困层中有明显的 反社会倾向。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

反社会倾向可分为不同层次，我们暂将比较温和的称为“社会不满”，将比较激进的 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底层社会因在资源 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与底层 的社会不满有很大区别。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社会情绪，而其它阶层的不满则是非 主导的或偶然发生的。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动。近 来，在少数底层社会群体中出现了破坏行动。例如，有的企业中出现生产破坏，又如有的 在公共场所进行破坏，近来更是出现了城市恐怖活动。 四、社会碎片化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

4.1 改革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组织。 ( 略 )

4.2 分化与分权的双重分割。中国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 社会具有高度的总体联动性，社会高层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因 此对于总体性危机的担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忧不仅往往成为政策制定的优 先考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对政策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二是窒息社会的活力，

它是以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力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改革，尽管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但 这种改革所触及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肯定，由高度集权的总 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 此而来。 1979 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 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 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从过去的只 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为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问题 是，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 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 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说来，国家在面对 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面对农村社会时，农民已成为几乎没 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 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 农民成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如何建立新型关系遂成为一个刻不 容缓的课题。在此种新型关系没有建立以前，农村中日益发展的基层自治与现有体制之间 的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加。在面对城市社会时，由于自我利益中心的法团主义的发展，使那 些准利益群体组织既不易于纳入国家整合框架，又会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造就了国 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独特的不匹配性。社会碎片化并不是个贬义词，碎片化也有它的正向 功能。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自组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 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碎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 。由于国民行为失去了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 4.3 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与农村的组织真空。在广大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解组后 ，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民公社的解体 是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的重大变迁，首先，它标志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 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的瓦解，这样，国家开始直接面对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 织真空，近些年来开始实行乡村自治，即建立农村自治组织 ---- 村委会。但在象粮食等 重要资源仍然是按照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抽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性与国家对 农村资源的抽取方式开始形成尖锐的矛盾；其次，农村家庭单元管理的井井有条，与农村 公共事物管理的混乱和无人负责形成尖锐对照，因为在国家从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撤退出 来之后，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组织农村公共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再次，农民在获得相对自 由的同时丧失了组织的保护。而集体这种保护性缓冲层的丧失，使农民更容易屈从于中央 政府的命令。更确切地说， 集体缓冲层的丧失， 使得农民不仅在面对市场时是脆弱的， 而且在面对国家的代理人的时侯也是脆弱的。再次，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以家庭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已成为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障碍。 4.4 单位制的解体。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单位制解体之后，这些“单位”的 演变方向如何，是否朝着市场经济中的“厂商”的方向演变？从目前的情况看，很难得到 确定的结论。相反，由于内部人控制等种种原因，出现了“无主管企业”或“所有者缺席 ”的情况，严重者是作为出资者的国家对于企业完全失控。在此情况下，出现两个最基本 的问题，就是企业日趋福利化以及腐败现象的产生。

4.5 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他组织性 ，不具备产生带有自治特点的民间社团的可能。改革后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社会生 活的自组织性有所增强，表现在若干城市地区发育出了多少带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从 总体上看，这类社团组织的特点是：第一，官办色彩强烈，其组织架构基本上是官僚机构 的拷贝，领导成员基本上是赋闲官员等等；第二，盈利取向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说，很类

似于上述的准利益群体。现代社会中的社团组织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个体 行动者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就 此而论，它们显然还不是真正的自治社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近 20 年的改革已使民 间积聚了相当的资源，可以预期，民间社团的发展及其独立性的增强，将是一个不可避免 的趋势。由于民间社团的缺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一些在市场 经济制度构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应有的解决机制。比如，在农村中，由于 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因而就明显缺乏协调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组织手段。在这种 情况下，农民的抗拒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抗拒信息传达的延迟性（如用撂荒的方式 抗拒粮食价格过低，但撂荒的问题需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二是爆 烈抗拒发生的突然性。问题在于，在目前国家的宏观制度框架中，没有给民间社团以明确 的定位，缺少将民间社团与其它制度要素连接起来的安排，因此民间社团会在相当一段时 间内，处于一个微妙、敏感的位置上。这种状况是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解有直接关系 的，即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问题是，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更 为可怕。

4.6 社区是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 ( 略 ) 4.7 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出现。 ( 略 ) 4.8 民间集团和普通民众的自组织。 ( 略 )

4.9 局部化和地方化与自组织的发育。意识形态的局部化。地方势力的形成。 ( 略 )

4.10 社会无归属群体问题。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变化并不仅在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 点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将这些组织原来所包容的一批成员甩了出去。在城市中，这批被 甩出去的人员主要包括：国营单位下岗职工，以及到了就业年龄而又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 青年。据冯兰瑞估计，“九五”期间，中国将面临第三次失业高峰，全国城镇失业率在 2 000 年将达到 21.4 ％，失业总人数将达 1.53 亿人。以失业人口为主体而构成的社会无 归属群体，将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

在农村中，情况有所不同，平均主义地承包土地，使个体小农在短期内获得了最基本 的保障。但是，由于农村中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产业化、集约化业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其势必与平均主义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形成日渐激烈的冲突，规模经营将会把相当一部 分小农甩出去，使他们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跻身于农村中无归属群体的行列。因此，国 家如何设法建立一套使这部分人以之为依托的制度安排，是近期内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市场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可能的危机

5.1 改革以来 20 年间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社会规范的片 断化、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这些新要素与旧社会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以及由此而 导致的巨大张力的蓄积，使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摇摆不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 共时态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从根本上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可能是中国改革 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长期积蓄的矛盾、危机都可能在这一时期随时找到突破点而 爆发出来，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过程。这就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了所谓的“高风险社会 ”，其既不同于常规社会，也不同于改革之初的“侵蚀阶段”的社会。可以断言：今后， 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演化和转变将会迈上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而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 。

5.2 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改革后出现的四种基本社会——政治力量，即国家、垄 断集团精英、民间精英与社会大众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不停顿的变动、演化之中 ，从而产生了形成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改革以后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 ，其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和总体性垄断集团的迅速膨胀这两种现象的结合上

。国家自主性是指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本身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动 、利益和运作手段。但是，当社会学家主张“把国家带回分析框架”的时候，他们的意念 中的国家绝不仅仅包容“国家能力”的概念，尤其是那种从社会中抽取财富的国家能力； 国家自主性还特别包容着“国家的责任伦理”的概念，即作为整个社会的治理机器，国家 理当承担起它的责任。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责任密不可分。但是，国家是具体的，是由它 的各级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构成的。国家的意志和政策依靠它的各级官员的行 动才能化为现实。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过去 20 年中出现了国家机构中各级责 任承担制的形同虚设，以及金钱对于决策的操纵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行使威权的能力极 大地钝化了。各级官员的推诿塞责、文牍主义；公检法机构的公开或半公开地追求部门利 益；以及在政策制订上明显的有利于富人的取向，使国家在公众心目中日益丧失其成为社 会公平代表的象征符号意义。人们可以看到，至少在一部分地区，在那些最需要国家登台 的地方，如在教育、扶贫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中，往往看不到国家的身影；而在国家最不 应该出现的地方，如谋求市场利益和各种高消费场合，它的官员却经常出没于其中。从 1 980 年代中期以后，官员腐败就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问题；而从 1992 年以后 ，官员腐败则干脆演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趋势，虽有严刑峻法而不得根治，大小规模的社 会动荡无不与此相关。但是，由于“主义话语”的崩塌、对官员收入偏低的不合理的制度 安排等多方面的原因，塑造了大小官员独特的机会成本计算方式，使得官员阶层的各种经 济犯罪和生活腐化等现象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转型期的官僚集团肌体上的 一个痼疾，非简单、局部的手术处理所能根除。简单地说，官员的腐败和不负责任导致国 家机器的钝化和失灵。国家的钝化和失灵，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在 实际生活中，它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作为自己的独特利益的代表，就是作为垄断集团的 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活动。国家政策制订更多地受到垄断集团的影响，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 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订过程；其发展结果将是对转型期社会的失 控。

5.3 政府行为市场化、企业化。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 的过程中，虽然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是一直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来推进的，但实际的 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精简，反而在进一步膨胀。无论在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上 ，还是在人员的数量上，今天中国的政府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以前。但是，在另一个 方面，一般通常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那些功能和责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 状态。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主要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 的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 业活动；层层下达经济增长的指标，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政府 官员与企业的私下结合。在目前的中国，凡是与政府直接有关的功能，几乎都在处于衰败 之中：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投入不足，教育陷于困境。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处境日益艰难， 社会生活正逐步丧失其人文基础；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受到破坏，法律的执行效率极 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散了某些部分对自己承担的 独特功能的专注，一些本来就应当是由政府承担的功能，不得不推给企业，如打击假冒伪 劣的问题，本来是需要由政府来做的，但现在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推给了企业；自然环境的 破坏日益严重，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都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面前显得软 弱无力。政府行为经济化和企业化的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政府 功能的畸变，政府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 滥用。利用权力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行业 不正之风。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而在公共资源被滥用 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第二，政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