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的启蒙力量

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垃圾箱里的小男孩 ——谈文学的启蒙力量 杨恒均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天冷极了，下着雪，又快黑了。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个乖巧的小女孩赤着脚在街上走着……小女孩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 她是出来卖火柴的，可怜的小女孩！她又冷又饿，哆哆嗦嗦地向前走。 雪花落在她的金黄的长头发上，那头发打成卷儿披在肩上，看上去很美丽……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她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燃了，哧！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她把小手拢在火焰上。 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支小小的蜡烛，啊，是一盆火……火柴熄了，火炉消失了…… 女孩又擦亮了一根火柴，她眼前出现了一只烧鹅，但烧鹅很快同火焰一起消失了，她面前依然是一堵冰冷的墙。 她又擦了一根，这一根让她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 圣诞树消失后，她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 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 奶奶！小女孩叫起来请把我带走吧！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 她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冻死了…… 故事讲完了。 这是安徒生于1846年写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我的丹麦好友告诉我，这篇文章丹麦的学校不作为课文，而我在美国和澳洲从小学一路读上来的儿子们也是从课外读物中才知道安徒生的这篇文章的。 但这篇文章在中国的知名度，就是十个杨恒均再写十年的博文也比不上。 这篇收录进

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级《语文》的课文在中国快达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远比《卖鹅蛋的婆婆说》有名多了。 可以说，它肩负了对中国几代人的启蒙工作。 据一位朝鲜朋友告诉我，《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北朝鲜小学生们必读的课文，老师在阅读这篇课文后，会含泪地问朝鲜的小学生那孩子在火柴微光中幻想和奶奶飞到一个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请你们告诉我，地球上有这样的地方吗？那是什么地方呢？这时北朝鲜的孩子们会幸福地异口同声地高呼金爷爷领导的社会主义朝鲜！ 诸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人均最高、社会福利最健全的国家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悲惨景象，竟然能让一个世界上最穷，前不久还活活饿死冻死了上百万人的国家的孩子们感到幸福。 据资料显示，安徒生这篇童话纯属虚构，他的一位朋友给他寄来三张图片，希望他按图作文,其中有一张图就是一个手持划燃的火柴的小女孩。 安徒生的母亲曾经乞讨过，而且一个半世纪前的丹麦也绝对有穷人冻死的事发生，那个地方冬天都是零下十几度，于是，他虚构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活活冻死街头的故事。 纷飞的大雪，闪烁的霓虹灯，还有香喷喷的节日味道，衬托了一个金发大眼的小女孩，即便最坚硬的心房也会被触动啊。 现在让我们翻一下六年级教学大纲对这篇文章的教学要求通过这篇文章激发学生对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命运的同情，揭露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正如我们从大文豪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看到了最民主的美国投票的虚伪性，我们也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受到最富有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1949年后的好几代人，大多是靠这些文字了解到资本主义的。 而这些文学作品又是如此有感染力。 想象一下，如果你把那个洋娃娃似的小女孩换成满脸尘土的黑头发黑眼睛的黄皮肤小孩——嗯，小男孩，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再把雪白的城市背景换成脏兮兮的垃圾箱；把那小小的引人遐思的火柴光焰换成燃烧垃圾取暖；把美人鱼的故乡丹麦换成中国的南方一个灰蒙蒙的小城贵州的毕节市……还有这样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进入我们自己的课本，感动、教育、启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吗？ 卖火柴的小女孩同垃圾箱里的小男孩虽然相隔整整一百六十六年，一个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文学大师虚构的童话故事，一个是上个星期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死亡事件；一个通过课本与成千上万种形式的儿童读物流传世界，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一个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种煽情的悲惨故事让作家安徒生名垂千古，但我们那位第一个爆料垃圾箱里五个小男孩的中国人却被当地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在一个不能自由描写苦难与灾难的国家，那些苦难与灾难都会在现实中一一出现。 我曾经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博文《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当现实中的荒唐与离奇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的时候，好的文学作品会很难出现。 卖火柴的小女孩虽然没有原型人物，但作家编造得合情合理；可那个五个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呢？即便你再理性与懂得逻辑推理，也无法给人一个满意的解答。 如果这件事不是出现在现实中，而是出现在某位中国作家的小说里，一定有人会指

责他荒唐，甚至有人说他故意抹黑我们和谐的社会。 当然，我敢肯定，他的小说也不能出版。 我为什么敢肯定？因为在我的代表作《致命武器》里，我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生活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们。 各位，不是没有人写生活在垃圾中的孩子们的，那本小说是2004年完成的，是我走访了深圳西南部一个垃圾场后写的。 中国城市周围有很多垃圾场，每一个垃圾场都生活着至少几十个孩子，他们大多是随捡垃圾的父母一起，也有独立生活的，他们就靠这些垃圾来生存。 这几天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这本描写了生活在垃圾场中的孩子的间谍小说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是不是就能引起政府与大众对这些儿童的关注，从而减少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中的可能性？ 文学始终是启蒙的最好工具，当然也是蒙骗、愚弄大众的最好手段。 我们知道，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和文艺复兴与文学分不开的。 欧洲启蒙时代的很多大家都同时是文学家，英国《失乐园》的作者米尔顿、《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杨、《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副，都是最早的文学启蒙者，还有法国的皮埃尔、拉辛、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德国的歌德、席勒等等，他们是启蒙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不但欧洲如此，中国的启蒙运动也都是与文学分不开的。 中国第一波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本身就是写小说的，第二波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与鲁迅，鲁迅不用说了，他的小说可能比他的杂文还有穿透力，胡适对文学的研究，以及他的文学随笔，包括他用很文学的语言写成的通俗读物，都说明中国的启蒙是与文学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以伤痕文学为主的文学启蒙运动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