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

再次，索绪尔将意义与价值作了区别。通过他的对比分析可得出，不同语言在表示同一个概念的词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不同语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为数不小的缺项情况。

在理论上讲，索绪尔对意义与价值的区分，可以说是对语言意义理论的一大贡献。他的语言观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探索语言与意义打开了一扇大门。

谈谈对意义确定性和客观性的认识。

答：人们普遍认为“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对于翻译理论来讲，如果假设意义是永恒在场并且确定的，那么翻译在理论上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容易的。 在20世纪，随着各种意义理论的出现，这种恒定而唯一的意义观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继而被彻底动摇。美国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意向论，认为词句的意义既包含词语的意义又包含言者的意向。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明确提出应扬弃“意义等于所指”的传统意义理论，认为词义不等于该词的指称。

意义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唯一的、确定的存在。认为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止不动的。就像一部经典的著作，其意义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应该都是同一的。似乎意义都是明确的、限定的。不可否认，意义具有实体性。但是意义的实体性并不能理解为意义的纯客观存在，两者不是一个概念。

谈谈为什么意义能够在交流中再生。

答：由于交流的社会性，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但这个意义不是给定的，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这些词汇时，就能将它们激活，赋予其新的生命和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在历史的发展中，词语的生命力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在不同环境（语境）中使用词语，也会赋予它们鲜活的生命。

P103-6 试述让意义在翻译中得到再生的几点原则。

1、去字梏。文本的意义不是每个词意义的简单相加。所以要想让翻译得到再生从原文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不去除字存在的情况下，正确把握每个词的意义，细心揣摩作者意图，全面把握上下文的关系。

2、重组句。除去了原文的字梏，就必然涉及原文的句子，在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把握住了，再根据不同的语言规律，破除语言的束缚重新组句。

3、建空间。从理论上讲，建空间，是要在去除字梏重组句的基础上，为目的与读者建立一个新的文本，同时在阅读这个新的文本时，原文的阅读和想象空间尽可能保持不变。

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谈谈谁是翻译的主体？

答：狭义的翻译主体是指译者，而广义的翻译主体则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

P125-2 问题：如何认识译者的传统身份？为何同样的“透明”翻译策略在不同的翻译家那里会导致“异化”与“归化”两种背道而驰的结果？

答：（1）受传统观念及翻译工作形式影响，中西方翻译学对译者的定位是服务于作者（或原作）及读者的“仆人”，这一角色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为译者本人及众多翻译家所接受。结合杨绛及杨武能的观点，译者要服务作者与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切听从主人，不能加入个人主张，就算是体现在文学翻译中有再创造，也是在原著给定的范围乃至线路中进行，只许尽可能地遵循和贴近，不得随意偏离、自由放任，要做到顺从、谦卑、忘我，对读者负责。就译者而言，作为仆人面对作者时，他的基本任务是要正确理解并传达作者所言，而面对读者，则要让读者理解他所传达的作者之言。

（2）“透明”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翻译中完全遵循原作者或原作，不流露个人主观色彩及主张，让译文不留痕迹地毕现原著精神，让读者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透明”翻译策略之

所以会导致“异化”与“归化”两种不同结果是因为不同的翻译家对“透明”的理解不同。有的翻译家理解的“透明”就是翻译中不要留译者的个性和主观色彩，因此在翻译中，他们一切以原文为依归，试图调动一切手段，努力把原文的形式价值与精神风云都“原汁原味”地传达给目的语读者，这就有了“异化”说和“克己”论。而另一些翻译家理解的“透明”着重于译文中不留生硬牵强的痕迹，让译文读上去不像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写作，译者则不得不“以纯粹的母语”去处理原作中的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避免翻译腔，于是在理论上便导向了译者在语言转换上的“创造性”，将原文“化为我有”，于是出现了“归化”。 如何理解译者的主体性？谈谈对翻译忠实观的再认识。

答：传统的翻译观要求译者甘愿做作者与读者的“仆人”，在翻译中尽量做到“隐身”、“透明”，但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门语言，实际上存在着语言、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困难，译者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随着翻译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加深，渐渐地对“翻译——仆人”这一角色、对“忠实”与“客观”的绝对要求产生了怀疑，甚至提出质疑和批判。人们逐渐意识到译者在翻译中无法做到“绝对忠实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提出，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等十一个“不同”，以及叶君健、范存忠等翻译家所指出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距”或“差异”，客观上导致了翻译的“不忠实”的现实，让人们认识到即使译者自己甘愿做“仆人”，也无法在翻译中抹去自己的痕迹。

论述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在译者主体性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答：“翻译者即反逆者”的观点与“翻译是仆人”的观念构成了译者身份的两极：一极是仆人，一极是反逆者；仆人的品质为忠实，而反逆者的特点为背叛。以客观的目光去看待翻译活动，以清醒的头脑去分析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则需承认翻译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而这种局限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所谓的“叛逆”。

第一，“翻译者即反逆者”这一谚语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翻译活动在本质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

第二，“翻译者即反逆者”这一谚语以其揭示的朴素真理，给人们提供了理论的思考空间。一方面。由于翻译固有的局限，说明要求译者像仆人一样绝对地忠实原文只能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另一方面，绝对地忠实原文，非但不能达到将原文的意义与神韵客观地传达给译文读者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原作的貌离神散，造成对原作本质的不忠，译作难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理，引起读者不满。由此悖论，引发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探索：承认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根据这些局限提供给译者的活动空间，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

第三，对“翻译者即反逆者”这一谚语的重新认识为译者主体性的觉醒提供了可能。如果说翻译固有的局限和不可避免的“背叛”在理论上昭示了译者盲目忠实与绝对跟着原文走的负面后果，说明了纯语言层面转换的障碍，那么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迫使译者去思考一个问题：译者的忠实与客观并不能完全保证其对原作的忠实，而面对翻译活动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因素，译者不能不从被动的忠实中去设想自己到底应持何种立场，应采取何种方法去处理各种矛盾。于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便有可能由被动走向主动，由消极的服从走向积极的参与，由“照模照样”的“复制”，走向赋予原作以新生的再创造，并为翻译主体性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如何理解翻译活动中的“视阈融合”？ 答：“视阈融合”即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意义、读者的期待与译者的理解与再表达达到共鸣，形成和谐的关系。译者作为作者和读者意义传达的桥梁，在翻译文本的时候，自然会受到个人主观性的制约，他与具有开放结构的文本进行交流对话时，要设法融入文本所提供的历史

语境，在肯定自我的同时，打破自我的禁锢，走出自我，融入他人，重新塑造一个融合于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我世界的更大视野，让原文本的血脉在译本中得到继承，让异域的文本在新的文本语境中得到再生。

P162-1 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P128-141） 答：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1）社会的发展呼唤翻译。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在人类社会走出封闭、走向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2）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重要作用。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即便翻译同一作品，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3）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解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翻译。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给翻译带来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以追名逐利为特征的倾斜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今译坛之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就本质而言，翻译文本本身就是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延续与拓展。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1）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影响翻译。历史研究表明，文化与翻译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的关系。一方面，翻译影响着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制约着翻译。（2）文化立场影响翻译。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文化立场。而态度与立场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3）文化心理影响翻译。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而文化心理对翻译的理解与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 谈谈对勒菲弗尔“翻译操纵论”的认识。 答：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切地反映原文的面貌。鉴于此，他把翻译、编辑、文集编纂、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一律称为“重写”，而且重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力服务的有效手段。勒菲弗尔的观点受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 论的影响。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就译者而言，他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积极方式去选择拟译的文本，去确定翻译的策略或方式，去解决原文语言与“文化万象”给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障碍；译者也可能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在翻译委托人的强权下，消极地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 P162-3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

答：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意识形态，他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切反映原文的面貌。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为，在他背后，作为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起着作用，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翻译行为的，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译者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积极方式去拟定译本，确定翻译的策略，去解决原文语言给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障碍；

二，译者不认同他所处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在翻译委托人的强权下，消极地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翻译中的删改。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在非文学翻译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P162-4 试从“翻译什么”和“怎样翻译”两方面，举例说明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对翻译构成的影响。

答：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翻译的主题因素，对翻译活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20 世纪80 年代，德国的两位翻译理论家弗美尔和赖斯创立了功能派翻译理论，他们提出的目的论，强调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进行考察，为翻译理论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目的论强调的连贯原则，即语篇内部的连贯，就是指译作所体现的意愿与目标读者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备这样条件的翻译，就可以被视作成功的翻译。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而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9 世纪末，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恢凶ū僖徽拢�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梁启超的翻译动机是强大而明确的。翻译观的确立不仅仅对拟译文本与翻译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对译者的具体的翻译方法和处理原则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从红与黑�坏母鞲鲆氡局形颐强吹剑�在不同的翻译观的指导下，译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出现了不同的实践，产生了风格殊异的译文。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是直接起作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

P195- 1 请结合自己学习翻译或从事翻译实践的经历，举出翻译中的一些状况和矛盾。 答：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的因素很多，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构成了一个个矛盾，给译者提出了多种多样的难题。同时翻译活动会因时代的不同、涉及的语言不同和译者的条件不同而出现不同形式的困难和障碍。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对所有进行翻译活动的人来说，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和矛盾。20 世纪70 年代，许渊冲在（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一文中明确提出并逐一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三对矛盾，即理解与表达，忠实与通顺以及直译与意译之间的矛盾。 可译与不可译之矛盾：在实践的层面上，谁也无法否认，翻译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可译性”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人类不断翻译的同时，我们却又始终听到“翻译是不可能”的说法。 异与同之矛盾：“异”与“同”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 形与神之矛盾：翻译中的“形”与“神”问题，是讨论最多、意见也最难同意的根本问题之一。“形”与“神”在本质上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翻译的根本任务，则是要通过“形”变，而达到“神”的再生。

举例谈谈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答：翻译是可行的，但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在翻译者看来，不可译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翻译在根本上就“不可能”。可译性限度包括由语言因素造成的可译性障碍以及由文化因素造成的可译性障碍，其根源在于文化传统、社会风俗、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深层次差异。比如，方言、土语、双关语和词汇缺失等。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谈谈对翻译中异化与归化之争的态度。

答：译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他所面临的有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面对这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二、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 三、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第一种往往导致所谓“异化”的翻译方法；第二种则可能使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第三种则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异化”与“归化”的方法，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寻找一套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从傅雷的神似说，谈谈对翻译中形似与神似的理解。

答：傅雷在《巴尔扎克<高老头>重译本序》里开篇点题：“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他所指的“神似”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