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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1、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三、国外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
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程序中，都确认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法律授权的官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应予排除。该规则是人类对于刑事诉讼规律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
（1）在以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可采性方面：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均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无证据效力，不能视为定案依据。一般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肇始于美国。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1914年的weeks v. v.s案，1961年mappov.ohio 案进一步完善了该规则。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的自动排除原则。 法国对于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立法和判例均持否定态度。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a规定了对违反禁令所获得的陈述， 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的原则。日本宪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均规定非法取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规定， 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
（2）在物证的可采性方面：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传统等不同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
人权的需要，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往往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对待非法取得的物证态度上和价值取向上不尽一致。美国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基于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排除规则，并于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进入8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对排除规则的适用设立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两个例外情形，缩小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事实上，目前美国刑诉法理论界对这一规则仍争论不休。英国对非法搜查、扣押的物证，只要与待证事实相关，原则上不予排除，将自由裁量权委与法官。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以权衡原则为标准予以处理，即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予禁用，但对于重大犯罪，前者应当让步。日本是介于两大法系之间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其对待非法取得的物证立场虽然受美国法影响，采取排除的态度，但又有所保留，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对这类证据材料的排除设定较为苛刻的限制，只有当“重大违法”时才予以排除。
（3）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可采性方面：即如果是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那以该证据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理论”。对此，美国虽然采取排除原则，但最高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独立来源”及“稀释”两个例外。前者是指虽有非法所得的最初的证据，但衍生证据是从另外的“独立来源”获得的；后者是指原始与衍生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而稀释，毒树与毒果的因果关系相当于已排除最初污染的程度。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 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其他所有非法或不公正证据的排除，均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通过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在德国， 对通过明确禁止作为证据采用的事实而获得的其他事实能否采用，学者众说纷纭。多数意见认为应禁止利用，否则证据禁止这一规范就不易被实行。然而在某些州高级法院判例中也有利用的情况，联邦法院的某些判例认为应禁止利用，但没有明示其意见。日本在司法实践中， 下级法院一般仍持日本最高法院的既定标准加以掌握，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现。
四、我国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
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诱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已明文禁止。但存在的不足也很明显。一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明确；二是对非法取得的物证是否可以采证，则语焉不详，实质上默认了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采用；三是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采证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而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较为严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由于法律虽然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这就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五、关于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英美，是其历史与民族传统、政治与法律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刑事诉讼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我们可以借鉴他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成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发展水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1）对非法获得的口供，可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即只要使用刑讯逼供、威胁、欺骗、引诱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取得，须一律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2）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要坚持有限制的排除原则，应否排除要综合非法取证行为所涉及的各种权利和利益，权衡排除与采纳该证据的利与弊及各自分量，从而最终决定是否应予排除。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排除非法证据，可有一些例外情形，如：（1 ）排除非法证据会危及国家安全与统一或重大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2）因取证时疏忽， 缺少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字、盖章）等，或因特殊情况下未履行某种法律手续而不涉及公民人身权利或对公民人身权利侵害显著轻微，而将其排除不利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3）非法证据材料为无罪证据的，等。
（3）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由于①我国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如果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的话，将妨害最终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②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于实体；③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可采取只要在采集后一证据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就可以采用；如果经审查具有违法情况，则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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