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之比较

就是行道修德的意思。我们今天的道德则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罪莫大于无道，怨莫大于无德。孔子的思想在现代哲学家看来更是一种实用理性，从社会的客观实在出发，以先人经验为根据，提出一系列的行为准则以规范社会。

《论语·学而第一》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本句中孝为仁之本。孝是一种情感，仁则是人心的一种状态。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人类自发的“孝”或其他正面的情感是知道人的道德行为的。我们很难在这样一种情感指导的行为中找到理性的影子。李泽厚在论述儒家思想时有“情本体”之说，在他的论述中。情本体被视为一种“理性凝聚”，即“人类经长期历史由文化积淀而成的道德特征、自觉意志和心理形式”。1

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句。这句话鲜明反映了孔子“情”大于“理的”的观点。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这显然不是理性的表现。在这里，子为父隐是孝的表现和实现，是一种出于爱父之情的行为，是作为人天然的本性。而“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是违反人伦的，这位坦白的儿子在孔子看来是是不近人情的。可见对于这种极端的“情”与“理”的辩证中孔子的导向。

道德的准则是中庸，论语先进篇第十一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二人谁更好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份，子夏不足。”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过犹不及”是对中庸思想最好的注脚，做事情要从客观现实出发，既不要太过，也不要不足。可以说这也是孔子“实用理性”的表现。与孔子相反，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可谓是理性的化身。 2.2苏格拉底的道德观

正如英国人A·E·泰勒在《苏格拉底传》中写到的“一位伟人的一生，特别是在相隔多年之后，就再不可能是一部无可争辩的事实记录了。”苏格拉底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关于苏格拉底的记载。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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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伦理学纲要》，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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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年-347年)的记载还是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430年～354年)的记载，我们相信，有一种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在我们看来，美德是优秀的品德，它与知识有什么关系？在柏拉图的记录中这是苏格拉底的推论：因为美德是一种善，知识也是一种善，所以美德即知识。这是一种把知识看得很高的理性主义的趋向，人之所以有不好的不道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美德。另一种说法，苏格拉底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奠定巩固的基础,他相信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由于他对人的理性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所以他显然是个理性主义者。而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上的一种哲学方法.而苏格拉底的知识来源是经过推理、思考或与别人的谈话得来的。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可见他对生活的态度，观察思考显示具体的生活，体现了“思”的重要性。：“思”就是理性思考，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道德行为是经过理性思考得来的。

苏格拉底还有一件事情记载在柏拉图《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在王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作为被告．是因为有人告他不敬神：游叙弗伦是另一案件的原告，他是要告自己的父亲杀人。苏格拉底开始表示不理解，但他相信，游叙弗伦告父亲是有理由的，之所以做出控告父亲的选择，是因为他的虔诚，即对神无所隐瞒。可见在苏格拉底看来，虔敬就是一种美德，他甚至是优先于血缘关系的。虽然这件事在柏拉图的记载中最后不了了之，但这件事正好与前文所说孔子“子为父隐”的观点形成一个对比。很明显，在这里，人情是后于理性的，是一种“绝对理性”。

3 宗教观的比较

3.1 孔子的宗教观

“宗教”这个词是外来词，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宗”、“教”这两个单字，但是没有“宗教”这个词组。在说文解字中对宗的解释：“宗，尊祖庙也”。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宗”，就是祖先崇拜，与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教的解释：“教，上所思，下所效也”。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上层或者说统治阶层，在道德方面或其他方面做出了榜样性的作用，而下层民众就会效仿他。主要是教化，在道德方面的提升与克制自身行为的作用。周朝及以前的宗教还在自然宗教阶段，是一种多神崇拜，后来出现“帝”。“帝”可以说是一位至上神，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未得到重视。另外还有就是中国特有的祖先崇拜，祖先已经成为天神一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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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人，思想不可避免地会被当时的一些宗教思想影响。但是孔子的宗教现在依然隐藏在那些言论背后，不曾露出真面目。这里我想试着说一说孔子的鬼神观，天命观。

在《论语》雍也篇有：“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亡之，命矣夫”句，没办法啊，这是命啊！“‘命’者，偶然性也，既非宿命，也非神意，即使尽力而为，也总有各种不可抗御、不可预测的偶然，只有深深慨叹而已。”虽然命是不可控的，而常常与之相连的“运”却是可以改变的，“越努力，越幸运”。面对“命”。孔子也无能为力，只有尽人事而已。如果说孔子关于命的观点是清晰可见的，那么他关于鬼神的态度就有些模棱两可，模糊不清了。

《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是怎样的态度？“不语怪力乱神”又是怎样的态度？敬畏还是尊敬？为什么不说？

“敬”还被译为“严肃”，“把心力专一地放在使人民走向‘义’上，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并不打算接近它。”如前文所说，孔子坚持的是一种“实用理性”，强调经验，重视实践。“严肃”，很能说明孔子的态度。当时处在宗教社会，孔子不会贸然地不敬鬼神，况且宗教还担负着威慑民众的作用，所以当然要“严肃”对待。至于“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有语：“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与这句相互佐证，鬼神都是六和之外的东西，是超验的。既然不能验证，只有采取存疑态度：保留它，却不置可否。实际上是不太相信的。毕竟一根草、一个乌龟壳怎么会知道事情的发展呢？

对待鬼神，庄重，存疑无疑是一个智者的态度。孔子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只。’”子曰：“丘之祷久矣。”这表明孔子是不信的，向神祈祷是没用的。《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在，像是神在，实际上是不在的。这表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3.2 苏格拉底的宗教观

苏格拉底在“拉各斯”（Laches）做执政官的那一年（公元前399年）被指控犯了不敬神罪而在雅典被处死。苏格拉底的观点看似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作为一个崇尚理性的哲学家，在我们看来，他本是不该相信神灵的，但他却坚信至上神的存在。 “苏格拉底一生考察人的灵魂，可他从未去考察“神”是否存在。在他那里，神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超理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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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解读到一个这样的观点：“在西方哲学中，神就代表着理性，越接近理性，就越

接近神。所以在西方才有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追求真理，孜孜不倦。”我倾向于认同这个说法，而且在西方哲学起源时期的苏格拉底为这种思想打下了伏笔。

苏格拉底一方面潜心研究自然科学，探讨世界起源；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研究哲学是神的旨意。后来哲学家也大都如此，他们一边认真研究自然科学，又坚信上帝的存在，试图统一两者又常常不能如愿。这是西方哲学常常展现给我们的状态。

4 小结

孔子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思想直接体现并影响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社会与生活，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讲人情，而西方更讲法度；中国人重直觉，而西方人更重逻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大多数中国人都愿意构架一个社会关系网，办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到一个在某方面有一定权利的关系人，而不是按照规定的章程。西方人则不同。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完善，在那些国家，人们对法律有着特殊的维护。总统权力最后毫无悬念地败给了各个阶层民众对宪法的坚决维护。另外，在中国先哲如老庄辈对宇宙人生的描述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给出的都是直接的结论，而总是没有论证过程；多用比喻说理。西方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则是一层推至一层，逻辑严谨。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理性。

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轴心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分界，形成了各自文化独特的核心。中国自孔子以后宗教停止正常发展，西方则形成了典型的宗教社会。这些并不是一个伟人就能决定的，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任何一种思想想要活下去就必须面对挑战。孔子的思想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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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学刊》(哈尔滨)2014年1期 作者：余纪元《苏格拉底的理性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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