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

儿婚事痛心疾首的悲伤，讽刺了他的人生哲学，揭示了代表民族性的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老舍描写的张大哥的家庭纷争及其危机蕴含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同时，也反映出了张大哥的哲学与现代社会变革的尖锐对立，暴露出其狭隘与可悲。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代表。他谨奉“知足保和”，根据自己几十年生活积累的一成不变的人生经验，总以为在小羊圈胡同中，只要备足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能使自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平安无事。战争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仿佛是家庭邻里发生的一次纠纷，与自己无关，暴露了“自扫门前雪”的思想。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思想显得太渺小、零散、无力，没有一点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味道，“知足保和”，就真的能保全自己吗？事实并非如此，北平八年沦陷，祁老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但没有消灾避难，而且全家人经受了战争风雨的洗礼。祁天佑遭受日本人的凌辱，投河自杀，祁瑞丰蜕变、堕落而死，祁瑞全毅然离家参加抗战，祁瑞宣被捕入狱。惊心动魄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祁老人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他的生活经验受到残酷现实的无情挑战，在漫长的战乱与饥荒中，祁老人的存粮只是杯水车薪，眼睁睁的看着曾孙女饿死。血溅家园的残酷现实最终惊醒了祁老人，他悲叹：“白活了七十多岁”。然而，老舍在篇尾安排了一个微妙细节，显示祁老人的觉醒是有局限的，这一点反映了老舍文化反思的深刻、独到之处：抗战结束之际，祁老人教导重孙小顺子：“只要咱们能活下去，打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饿死了，你也要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老舍于此揭示了文化痼疾、文化惰性根深蒂固到令人惊悸的地步，却往往在不被觉察的世代承袭中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枷锁。

“四世同堂”是旧礼教文化的象征，但是在这个“礼教堡垒”中却发生着新旧文化的冲突、裂变，蕴育着具有反抗精神的新文化萌芽，这种文化矛盾集中体现在祁家的第三代身上。瑞宣是祁老人的长孙，一个处于文化变迁时代的矛盾人物。他接受了近现代的科学教育，受过“五四”洗礼，渴望新文化，同时又深陷“孝悌之道”的纲常伦理中。作为“四世同堂”的当家人，瑞宣维护旧有价值、秩序，因袭着旧文化的沉重包袱。他为人善良、正直、知书达理，有道德操守，可是缺乏勇毅果敢的精神，惯于隐忍、顺从。他是家庭中孝悌的儿孙、理想的丈夫和父

亲，却又是一个血与火时代软弱的逃避者。老舍生动的将这个人物形容为“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国家沦陷、民族危亡使瑞宣陷入痛苦的心灵折磨：一方面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军占领北平是他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另一方面，又必须担负家庭的重担，骨肉人伦成了最无情的连锁，将他困囚在“敢当亡国奴”的思想炼狱里。民族战争最终给瑞宣以精神的洗礼，他走出惶惑与偷生的阴影，投身到抗日宣传工作。民族危难引发瑞宣兄弟巨大的人生分歧，也激起家庭中空前的新、旧文化震荡。瑞宣毅然摆脱传统束缚，走出家庭，投笔从戎。瑞丰在时代的漩涡中失去重心，即没有哥哥身上某些优良的文化传承，毫无气节，为虎作伥，且浮浅油滑，沾染了一身市民文化的糟粕；为人却偏好以“新派”自诩，其实根本不理解新文化的意义和弟弟瑞全的追求，不过是标榜一点外来文化的皮毛，结果“东一勺子捞到孔孟，西一勺子又捞到恋爱的自由”，是一个新、旧文化裂变中的畸形儿，最终被时代抛弃。

老舍在描写老派市民的规矩的特点时，表现出了国人“面子”大于一切，死要面子活受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习俗。正像老舍在《二马》中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事情全在‘面子’底下蹲着呢，面子过得去，好啦，谁管事实呢！”《二马》中的老马身居异国都市，他对自己经营的生意一窍不通，也从不去关心，骨子里既崇官又重视。当生意赔本时，北京文化派上了用场，送礼，拍马溜须，以花钱消灾的办法来“弥补”经营的亏本，以追求权势的方式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甚至经常为送礼而煞费苦心，讲究礼节，毫无民族气节，连英国将军要出兵中国，他也彬彬有礼的说：“欢迎英国兵！”一副庸俗奴才相。

北京人做事情、交朋友都有自己的“规矩”，都有自己的“尺度”，这里面蕴含了北京人传统的“堂堂正正”心理。《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先生，自己是个平民百姓，却又忘不了心里把人分成尊卑贵贱，死板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眼看着快要当亡国奴，却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祁老人眼中的胖菊子就是一堆臭狗屎，而就是这个让祁老人恶心的胖菊子，为了讨好祁家，来给祁老人送礼，祁老人说：“我要是受了你的礼，我们家坟头里的祖宗都不得安宁。滚！给我滚！”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矩之人，即使在坟墓里老祖先们仍然死守着礼仪大门。祁老人鲜明的态

度和激烈的言辞让人们看到了北京人的“爱憎分明”和“知荣明耻”。在祁老人看来，受了胖菊子这种人的“送礼”，是对祖先礼教的侮辱，有违北京的规矩礼路，有辱祁家的门风。说明了礼节已经成为祁家的灵魂，也说明了祁老人乃至北京老派市民规矩礼路的历史渊源。

北京文化中的礼仪无处不在，《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张大哥儿子从监狱里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力刘四庆寿更是人人“礼”到，就连《四世同堂》里的汉奸兰东阳偷偷离开北京去日本，还有一帮子人拎着礼物前去欢送而扑了空。《四世同堂》里的蓝东阳，“假若有人肯一个嘴巴把他打出校门，他一定连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饭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与吸惯了北平空气的人——他的同事们——是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敢伸出手去的。他们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这个又丑又脏的“人中的垃圾”，在沦陷后的北平竟然获得了“意外的腾达”，剪辑开辟了一个“蓝东阳的时代”!《正红旗下》的大姐，从规矩的站姿，始终满脸笑容的面部表情到点吹烟火的轻巧美观的动作还有说话，“都得到老太太们的赞叹”。在这些体面养眼的背后，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大姐的“脚经常浮肿着”。在人人都讲面子的环境里，干什么事有什么规矩成了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并且这种讲究演变成了种种生活艺术。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需要经常实践，以便到大场合区发挥、展示。“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做四十或五十整寿，都是这种艺术表演的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需表演的格外精彩，连笑声的高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大姐这种在公婆丈夫亲友的复杂关系中努力找出平衡的做法，代表了北京人明规守矩、知礼善忍的特点。《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也是生长在独特北京文化环境氛围里的一个独特的北京人，他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小经商之家，且生意屡屡不顺，不断赔本。而他凡事必以“官样”、“官派”作为绳墨，“官本位”思想和崇官心里在她身上表现的特别充分，做事讲规矩排场，走礼路都尽力做到十全十美。她以“官派”作为绳墨的崇官心里，是生活在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所特有的传统习俗和思维方式，是北京特定的文化环境所孕生出的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几千年封建帝制所产生的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3. 解剖老派市民的文化心理，达到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效果。《离婚》中，关于老派市民张大哥生活习俗说的描写，抖搂了这个人物的灵魂。张大哥有丰富的迎时

当令的生活趣味，什么时候吃火锅，怎么吃卤面、年糕，啥时间穿皮袍，戴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告的小伞相和。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留声机片??都是新近出来的。不知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迎时当令”。张大哥的生活习俗有一定的代表性，充分展现了老派市民自得其乐、苟安保守的灵魂。把生命消磨在小小乐趣当中，懦弱，随俗，敷衍，“正像住惯了笼子的鸟，遇到危险便闭目受死，连叫一声都不敢”。这些形象诙谐的话语，不但暴露了“老北京”舒适享乐的生活习惯，而且揭示了鲜明的北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深刻刻画了北京人的文化心态。

《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是“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的长孙，尽管他受过现代文化教育，有一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在旧北京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大家族的子孙。他受现代文明的濡染，有着对美好未来和自由爱情的向往，却又承袭古老传统的负担，为了孝顺父母、祖父，为了老人们称心如意，违心接受一场无爱的婚姻，为自己在孤寂怅惘之余找到一丝安慰，“他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他不愿与汉奸同流合污，却又因家庭背景，而不能为国尽忠，默默承受着灵魂被煎熬的痛苦。在遭受外国神父侮辱之后，为养家糊口到英国使馆去谋职，这正是那些不能摆脱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束缚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时不能卫国也难以保家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四世同堂就是家族孝悌的锁链以及大家庭制度给下一代国民造成的顾了家就顾不了国的悲哀。北平沦陷，他恨不能立即奔赴前线，但家庭的拖累将他置于忠孝不能兼顾的两难境地。这正是千百年来愚民教育的结果，培育了传统国民性中苟安忍从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心理的里面，即甘心做顺民，做家庭制度的奴隶；这种心理的外面，即中国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在这种教育下所养成的苟且偷安势力的习惯，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遗传病，它曾经把旧中国毒害到了“东亚病夫”的地步。老舍将历史镜头聚焦于北平市民的灵魂深处，通过老派市民在惶惑中偷生的生活图像，让战争的烈火考验国民的劣根性，流露出对孱弱甚至病态的国民性格和苟安保守的生活观念的批判。不仅勾画了民族危难时刻的众生相，而且剖析了民族性格中的精神癌变。《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的生活信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