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大师陈省身

造化爱几何

陈省身是国际著名数学家，微分几何大师。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34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同年公费到德国汉堡大学师从布拉施克教授，1936年获博士学位。后到法国巴黎师从著名数学家嘉当。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1943年到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数学，获得国际声誉。1948年，陈省身创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代理主持一切工作，培养出吴文俊、廖山涛等著名数学家。

1949年开始长期旅美，担任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1962年任美国数学会副会长。1981年任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陈省身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俄罗斯科学院、意大利林琴科学院、法兰西学院等学院的外籍院士。

1984年，陈省身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回天津定居，为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4年，陈省身获得数学界的最高奖——沃尔夫奖，证书上写道：“此奖授予陈省身，因为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成就，其影响遍及整个数学。”

向世界数学中心进军

（图为1990年陈省身在南开数学研究所）

在南开大学林荫道的深处，有一座以“宁园”命名的小楼，这就是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寓所。2000年，陈省身回国定居，这里就成了他永久的居所.

十七年前，陈省身在母校南开大学建立了数学研究所，这是他一生在中国和美国创建的第三个数学研究所。作为世界微分几何的领袖，他的影响遍及20世纪的整个数学，他的数学历程与20世纪世界

数学的历程密切相关。在晚年，他又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93年，他最早向江泽民主席提出建议，在中国开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

2002年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北京举行，陈省身被推拥为大会名誉主席。

曾涛： 陈先生您好，今天到您的家里来拜访您，非常高兴。 陈省身： 谢谢，我也很高兴。

曾涛：我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您在文中说，您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天津度过的。

陈省身：对，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主要是在天津。我是浙江嘉兴的人，我的父亲在天津法院做工作，所以他把家搬来了。我没有选择呀，我是小孩嘛。到了天津之后，我就进扶轮中学，就是现在的铁路一中。后来又进南开大学。所以在天津念书，差不多有八年。这是人生很愉快的一段时间。

曾涛：在那个时候您就想过以后会成为一个数学家吗？

陈省身：不会，不会，那时候，完全不了解数学可以成一个事业。爸爸送我上学，我上学就是了，并且我也没有很多竞争的意愿，功课反正过得去，但也不是了不得地好，数学比较好就是了。

曾涛：那时候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陈省身：我们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最苦的时候，那时候年轻人的理想就是打日本。我到南开来念书，要路过海光寺，那里是日本兵营。经过日本兵营的时候，日本的守卫就拿着枪站在那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想那时候不止我个人，我们的同学在那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要保卫这个国家，最好是能去打日本。

曾涛：那您最后是怎么选择了数学的呢？

陈省身：我想有这么一点，数学我不用费劲，就可以念得过得去，我就觉得我是应该念数学的。英国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叫哈代，他说过，你要决定能不能念数学，就看你上数学课的时候，是不是比老师好。我不能说我比老师好，不过我上课听懂数学完全没有问题。

曾涛：在您读书的时代，世界的数学中心是在什么地方？

陈省身：19世纪的时候，数学最好的国家是德国，德国的中心是哥廷根，法国一直都很好，所以巴黎也是一个中心。我想两个最好的中心是哥廷根跟巴黎。

曾涛：那个时候您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吗？ 陈省身：我不了解。

曾涛：那您怎么一开始就会选择去德国留学？

陈省身：我就觉得，要念数学的话，一定要留学，在中国不能够学我所需要的东西。可是留学呢，我家里没钱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所以我一定要考取奖学金。因此在南开毕业之后，我就考清华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有个规定，成绩好的学生可以派出国。这是出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考了清华了。清华研究院毕业之后，因为我的成绩还好，所以送我出国两年。清华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去美国留学，但我感觉美国没有欧洲好，我就要求去德国，学校也准了。

我去的是汉堡大学，汉堡大学在德国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成立的，所以它的数学系很新，但是也很强。

曾涛：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在汉堡大学时，您的那位老师布拉施克，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陈省身：我这老师在德国是最有名的一个几何学家，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数学家。他到过中国，我在清华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演讲，所以对他的研究我知道一点，所以我到汉堡大学念数学，选择他作我的老师。他很高兴有一个学生是从中国来的。我头一次看见他时，他就给我一大叠他的最新的论文。我看了，而且看出他的一篇论文里有个漏洞，我就去问他，的确是缺少一点。他非常高兴，因为他没想到中国来的这个学生刚见面，就看懂了他的文章，还指出了他的漏洞所在，而且我后来还把他这个漏洞补上了。他叫我写篇论文，我立刻就写，就发表了。所以在汉堡就很成功，一下子老师就欣赏我了。德国的制度不像中国，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教授权利很大，他对我欣赏了，我以后就很顺利了。

我在德国念博士，花很少的时间，学校1934年11月开学，我1936年2月就得了博士学位了，一年半都不到。

曾涛：好像当时中国的教育部也对您这个成绩觉得很惊讶，因为一般用庚子赔款送出去的学生，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学成。

陈省身：当时到德国，不像现在了，现在到德国去，都先会讲德文。那时我学了一点德文，但是在德国社会里头去混是完全不够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当时我到了汉堡，别人都讲德文，我讲不了，想找中国人，汉堡有个中国领事馆，可是领事馆的人大部分都出去旅行了。所以我在那里是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不过也过去了。